□陈玉龙
在我的家乡，鼓书是民间的一种娱乐方式，传承着民俗的文化。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聚在一起，请个鼓书先生来祠堂，唱个三天三夜，过一把鼓书瘾。
我们当地就出了一个名人，是个盲人，村里人都习惯地喊他老朱。由于从小就失去了对光明的感受，他十多岁时便开始学习都昌鼓书，肯钻研吃苦，技艺不断长进，其说书的名声曾红极一时。
那时候的乡村，收音机都很少，农闲时节，大家在一起寡味得很，就想到了老朱，便专门派二叔去请老朱。老朱也不是随便就可请来的，因为请的人多，要先预约，还要看面子。面子大，可以往前排点，面子小，那只有往后拖了。我便时常央求二叔去请老朱，村民们也常问起：老朱什么时候来呀？过去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到俺们村里来？问得多了，二叔就再去找老朱。不巧，老朱正在别人家还没起床，惊了他的美梦，有点生气，只对二叔说了一句：听我的信。
回到村里，我看到二叔低着头，知道又没请到。二叔不理我，只对着围过来的村民说：听信！便不再说什么，躲开了。丢下村民们呆愣在那儿。
我天天去村头盼望，当脖子快要仰酸的时候，终于等来了老朱捎来的信，让村里派人去接他。那时候并没有汽车什么的，只不过是派个人去帮他背那口小鼓。包是老朱亲自背的，从不让别人沾手。村民在前面带路，老朱在后面缓缓而行。
老朱在哪儿，就是哪儿的节日。村里一下沸腾开来，男人出门请客，女人做豆腐做粑，老人与老朱拉呱，我们这些小孩子更是热闹非凡。入夜，便是节日的高潮，祖堂里，汽灯高挂，人头攒动，待鼓声一响，下面鸦雀无声。一阵急鼓停下后，是慢板，只见老朱一手鼓一手板，嘴里唱道：
一人一马一支枪，两国不和动刀枪。
三气周瑜芦花垱，四郎失落在番邦。
伍子胥打马昭关过，六郎镇守在边关。
七擒孟获诸葛亮，八仙飘海闹龙王。
九反中原四太子，十面埋伏楚霸王。
这是说书的序篇，俗称“鼓板头”。以下才入正题。老朱唱得最多的是《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粉妆楼》等等，一唱就是几个晚上，甚至十天半个月。对说书的最感兴趣的还是村里的男人，老朱有很多铁杆粉丝，老朱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几乎成了书痴。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朱是我们当地的一大明星，照亮了乡村那沉寂的夜空，温暖了乡村男女的心房，给乡村里的老少爷们带来了美好的精神食粮。老朱不但说书水平高，而且还能创作。1981年全省盲艺人调演，老朱创作的鼓书《智取敌碉堡》喜获一等奖。
人生就像戏剧，不可能永远都是高潮。老朱的人生或者说鼓书人生也慢慢从高峰滑下来，回落到平地。进入90年代，此时的乡村已发生了大的改变，电视在乡村中开始占据了文化阵地，老朱的说书不像先前那样，是村民们文化生活中的全部，而是成为一种点缀。好在县乡经常有一些文艺演出请他参加，他非常积极地响应，也从不计较报酬的高低。
老朱曲艺创作始于何时，无从考据。我参加工作后，经常帮他抄写稿子，帮他向电台投稿。老朱会盲文，这也是他与别的盲人不同之处。这样的创作很辛苦，他先在盲文纸上写好，然后读给我听，让我抄写下来再投寄出去。他身边有台收音机，了解国家大事，收听文艺节目，以保持与生活的亲近和方便对外界的沟通。电台也播出过他的作品，但大多投稿都杳无音信，老朱的投稿积极性却没有减少。
对于老朱的私生活，也是平常人们谈论的焦点。他曾经有过家庭，还生了个儿子，在外地。据说与儿子关系平淡，来往很少。后来他又成了几个临时的家庭，终没成正果。最长的一次有好几年，后因女人生病过世，老朱也再次成为流浪汉。先前由于说书的红火，老朱不管怎样流浪都是很快乐的事情，每天应酬不过来的说书场成了他最大的精神支柱。
随着说书这门技艺的渐渐冷落，流浪汉的滋味也不好受。偶尔有场说书，听众也大多是中老年人，稀疏地坐在下面，老朱完全可以感觉得到，但他并不会有半点偷巧，反而激情大增。尽管这样，请他说书的场面总是越来越少。为了谋生，没有人请他说书的时候，老朱开始给人算命。其实，算命者大多都是年纪大的人，他们是老朱说书时代的忠实粉丝，对一个曾经的偶像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罢了。
终有一天，他跟许多盲人一样，拿起了探路的竹棍，在乡道上踽踽独行。
冬日来临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花白头发拄着盲棍的老头靠在墙壁下晒太阳，无神的眼睛望着遥远的天空，有时一望就是老半天，没有人清楚他在想着什么或者想表达什么。有一天，我们惊讶地发现乡场上竟传来那久违的鼓板声，原来老朱一个人站在寒风中双手挥捶猛击面前的大鼓高唱……唱着唱着，深陷的眼眶里竟然流出了泪水。那次，是老朱患病后最清醒的一次，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演出，尽管无人喝彩，却是他人生最精彩的一次绝唱。此后再也没人见到老朱，直到一个白霜满地的日子里，有人在一座破窑里发现了浑身冰凉的老朱。
不管怎样，老朱曾经给我们的乡村带来过快乐。而这些，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鼓板远去，音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