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华
走南老山，是指旧时遭遇自然灾害、发生战事，或做生意、谋发展，在走西口、过边墙（长城）的同时，向南迁徙去延安谋生，也俗称为滚（攻）“南老山” 或“钻梢林”。
所谓南老山，指延安西起吴起，东至宜川原始森林地域，尤以吴起、志丹、安塞、宝塔、甘泉、富县等县森林区居多。滚（攻）南老山，便是走的过程的形象比喻。延安当地人则称滚南老山的榆林人，为“上头人”，或“东面人”。“上头人”是以黄河上下游和海拔高低而论，“东面人”则以地理方位相分。
走南老山的目的，多因天灾人祸所迫，有贸易货物赶牲灵的商帮驮队往返的，有子嗣多而耕地少开辟新地另立门户的，还有同乡介绍、相互引领、民团争夺地盘、违法人逃避官司、不满婚约女子与男友“私奔”，而隐入山中的。
榆林明长城沿线，唐代后逐渐沙化，风沙肆虐，十年九旱，年馑频发。据地方志记载，近代以来，特别是1929年榆林发生特大旱灾，次生蝗灾、瘟疫等灾害，出现十村九空的景象。当年，尤其是次年，全家老幼背背肩挑，一根柳棍、几个破碗，走上漫漫的逃荒路——滚南老山。在途中，病殁、饿亡、遇到狼群袭击丧生者甚多，卖儿卖女、无工钱拦工、招赘，只要能生存即成最佳选择……
我的姑父老家在佳县，演绎了一则别样的走南老山故事。1930年夏初，他告别父母，加入逃荒人群之中。经过艰难的讨饭、跋涉，来到靖边北部我的家乡。我奶奶收留他住下帮工，几年后入赘为女婿。20世纪30年代末，姑父携妻带子，走南老山到吴起安家落户，置田生产。那时，吴起已成为“红区”，姑父加入了共产党，兼做党的基层工作。他觉得当地人少地广，只要勤劳可以养活全家老小，于是先后回老家，带着本族、本村的乡亲走南老山。时至现在，姑父一个家族及本村的人已有一百二十多人，扎根成长有了滚南老山的第五代延安居民。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家贺姓夫妇带着三个儿子，踏上走南老山征途，步行二百多公里到达甘泉林区，开荒种地。生活艰难时，将小儿送给了当地一个强姓人家，孩子后来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一名县级领导干部。灾荒过去，其他人员又返回原地生活。让人欣慰的是，走南老山的贺、强两家子女一代强过一代，有的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就业于青岛、上海，令人刮目相看。
在走南老山时，家里若有行动不便的老人，通常都会先将妻子儿女带到南老山开展生产，农闲时再接老人前往。我们宗族有一位前辈，背着行动不便的母亲，步行二百多公里滚南老山，美名传了一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只要说起背母亲走南老山的老王事迹，沿途群众无人不晓，无不仰慕赞叹。我所熟悉的马氏、冀氏人家，因为人多耕地少，不得已有一子决计走南老山，去安塞山中安家，其他兄弟便提供盘缠及安家费用，并相送抵达。这是走南老山的另一类型。
滚南老山的人们，通常行李极其简单，一把老镢头、一袋干炒面、一个老干葫芦制作的土水壶、一个铺盖卷，便构成全部家当。经济状况稍好的人家，则会赶一头毛驴或骡子驮载行李。到达南老山后，基本都是砍伐梢林，撒上籽种，挥镢翻地，耙平保墒。这也是前述滚“南老山”的人群，选择森林区域之动因。延安林区，森林覆盖率高，乔、灌树林大多是落叶树种，年复一年，落叶腐烂堆积，相当于施厚厚的有机肥料，土地肥沃便于犁、挖，适宜种植。据说一个壮劳动力，每天可用镢头翻种二亩左右土地。
走南老山的过程中，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歌谣”“和亲”“拜把子”等社会群体文化现象。当年，信天游中唱道：“瓦罐当锅煮死肉，携妻带子走南路。”“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滚南老山的人儿起身了。”“走了一程又一程，不见庄稼地里有人影”……著名民间说书盲艺人韩起祥母子，就是在1930年唱着歌谣到延安谋生的。他后来以走南老山为素材，编了本《王丕勤走南路》的陕北说书。为了立足，“走族”人与当地人结为“亲家”，守望相助。有年龄相仿，兴趣爱好相投的“拜把子”，结为干弟兄，婆姨们也自然而然成了干姊妹，几家人也成了“干亲”，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相互走“亲戚”。
特殊时期的走南老山活动，无形中促进了榆林、延安两地的生产生活、习俗文化方面碰撞交流，闪烁出了新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