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书文
早在6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面对一张内容丰富、栏目众多的《西安日报》，产生了无限神秘的向往，并由此而想象到那些“制作”报纸的记者编辑，一定都是些知识高深、阅历丰富的文字大家。完全不是我等普通人所能涉猎的领域。但我的一位语文老师颠覆了我的想象。他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的一首诗，打破了我的卑微，自己便偷偷地写了几首诗，悄悄寄给了《西安日报》，但却石沉大海。我自知功力不行，但投稿的欲望并未熄灭。
20世纪60年代初，我被分配到革命圣地延安工作。初来乍到，对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感触极深。于是，我便写了一篇小散文《延安晨曲》寄给了《西安日报》碰碰运气，万万没想到，不出十天，稿子竟然刊登出来了。那时，我正在单位的农场劳动，听来人说我的稿子在《西安日报》刊登了，并捎来一张5元钱的汇款单，我高兴得几乎发了狂。星期天竟然步行30多里路从农场回到单位，找到了样报，仔细珍藏起来，我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连走路时，也发现别人对我刮目相看。接着我又写了一篇散文诗《延安抒情》，一个月后又被刊登了出来。我的信心更足了，那时虽然工资很低，硬是节衣缩食订了一份《西安日报》，并意外地被吸收为报社在延安的一名通讯员。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调入了西安，首先想到的是《西安日报》。由于我从事卫生行政工作，卫生系统许多的新人新事新气象需要在报纸上反映。因而，和《西安日报》的联系更密切了。我认识的几位科教部的编辑记者对通讯员送来的稿件，毫不拖延，随收、随看、即时处理。不用的稿子指出理由，可用的稿子立即编发，对于一些重要新闻，还亲自陪我一起采访，多篇稿子还获了奖。我们之间不仅成了朋友，还成了莫逆之交。
在写新闻稿的同时，我还写了一些散文、小说、诗歌、言论等文学作品。那些年副刊部的庞进、郭树兴、郭兴文、李建宁等编辑都让我敬佩，他们待人和气，从不傲慢清高，极易沟通交流。他们不仅有睿智的编辑眼光，还很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他们认为能用而有缺陷的稿子，总会反复打电话让作者修改，或请作者来报社当面指点；对认为能用而暂时不好上的稿子，从不乱扔，保存起来，等待机会发表。
在不断的学习和启发下，我开始尽量注意在生活中捕捉一些与现实紧密相扣的题材，经过反复提炼，在精细上下功夫。之后，我所写的几篇散文如《灾区行》《灾区的春天》《溪儿湾的故事》《机杼声声》《老站》等均登上了副刊头条，并被报社评为好编稿，十多篇稿件还在征文中获得了不同奖项，并且我也顺利加入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散文学会。我的成长路上，无疑也渗透着编辑们的心血。
我与《西安日报》的故事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园丁助我壮年轮，风风雨雨总关情，祝愿《西安日报》这棵参天大树更加郁郁葱葱，在三秦大地盛开出更加绚丽的精神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