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端午，我转了两次车，从姑开赶回玉龙坝老家，陪父母过节。
门锁着。满院的鹅欺生，歪了脖子，气势汹汹冲我撒起野来。我绕到一旁，去牛圈旁的石墙缝里取了钥匙，开门。
我在外教书，兄妹已外出打工，家里只剩父母。下地干活，父亲不肯带钥匙，母亲又怕钥匙带到地里弄丢，只得把钥匙悄悄塞进牛圈石墙的缝隙里，用一块破布堵着石缝。母亲这样做，一为防盗，二为方便家里人——但凡家里人，任是谁回家，一定能从牛圈的石墙缝里找到开门的温暖。
厨房里没备啥吃的，只有炖熟的猪脚。家里没几个人，父母过节的程序删繁就简，就像他们四季的衣服，简单得没多少花样。倒是屋檐下插着的艾叶，在夏风中摆动着端午的程序与记忆。
曾经的端午，百草都是药，三角枫、九里宫，随便扯来，晚上熬了水洗脚，据说能去风湿，端午晚上，父亲还要喝雄黄酒。
放下行李，揣摩父母的可能去处。及至在地里找到他们，我老远就喊。母亲抬头发现是我，便说：“我和你爸正念你呢，你还真回来了……”末了，母亲又嗔怪：“跟车费有气吧？没事就别跑了嘛。”我张口瞎编，说是单位的车送我来的，母亲就笑。其实，哪有公车，只不过是转车的艰辛被我深深埋了起来而已……
从地里回来，母亲赶紧备晚饭，我劝她别忙，吃什么不要紧，随便应付着就是，要紧的是与他们聊聊。母亲说，我难得回家，好歹也要做些吃的——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当年那个贪吃的馋小子。
年少时家贫，除非有客，才可以吃一顿肉，所以就盼客，可父母不盼。父亲说，他连公社里的卫生监督都不怕，就怕亲戚，亲戚来了要吃肉，家里拿不出来。盼不成客，于是改盼端午。端午的中午，我们就开始期待，准备晚上撑饱。后来生活条件好转，父母吃穿已然不愁，只愁我们不在身边。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比喻：父母是树，我们是果，果子熟了离开，树只剩下了孤独。这，一定是人世间难以两全的议题。
晚饭后，母亲将扯来的三角枫、九里宫熬好，洗脚。我也听过三角枫、九里宫熬水洗脚能去风湿的事。因此，我趁机劝母亲去我做事的地方小住，以便寻医治疗她早年落下的风湿——以前劝过，她说等我成家后才算方便，我依了。成家以后再劝，她则推说等我挣了钱再说。这次，她一如既往没应下。
因为工作，翌日我又匆匆返程。告别时，我分明看到母亲眼里的泪花。出了村口，母亲都还在叮咛说，重阳一定回家。回与不回，先应着，也好免去她一番牵挂。
端阳过后不久，母亲托老乡捎来一个布包，里面是我大学时用剩的饭票菜票，还有一本带钢印的学生证。来人说，母亲怕我用得着，便给捎了去。用倒是没用，但天下母亲的心由此不难共情。
母亲几乎不识字，我在居无定所的漂泊中极少给她写信。按母亲的说法，念信要找人，一旦经别人念过，信就没了味，只剩干巴巴的几桩事，枉费了文笔。于是，我只好把想对母亲说的话写进文章里。
2004年的那个端午，卧床20多天的父亲到了弥留之际。那天晚上，我们兄弟守在病床前，没心思过节。凌晨时分，父亲喉头里响了一声，人走了。
父亲和母亲原来下地干活时，母亲藏钥匙的事，父亲是知道的。我于是就想：如果父亲是打开温暖的一把钥匙，那么到底是父亲把自己弄丢了，还是上天把父亲藏起来了呢？以后，母亲一旦把自己也弄丢了呢，我该如何是好？在这种假设中，我的眼泪如同年久失修的牛圈石墙，坍塌在止不住的光阴中，落得一地都是……
我，是从故乡连根拔起的一株庄稼，现下只能努力回忆关于故乡的一幕幕，情到深处，泪水总是忍不住涨潮——我只希望，在这尘世间，母亲千万不要很快就把自己也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