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毛老师，是几年前的年底，在宣慰府门口。
那天阳光很好。宣慰府门前那条路，一边全是银杏树，碗口粗细，秋天一到，照样黄得轰轰烈烈。满地的金黄落叶，风一吹，叶子旋旋地落，游人踩着落叶走，脚下沙沙地响。有人举着手机欢喜地自拍，有人把落叶扬起来拍照，有人蹲在地上挑好看的叶子往口袋里装。
就在这片热闹里，我看见了他——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背着两套相机，站在一棵银杏树后面，镜头对着宣慰府。他不拍银杏，也不拍落叶，就那么站着。游人从他身边走过，有人不小心碰了他的肩膀，他也不恼，回头笑笑，继续等。
我等了十几分钟，他还在那里。走过去一看，才发现他在等光——午后的阳光从银杏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点点地落在拱桥兽首的右脸上，他在等那一束最亮的光，刚好照到兽首眼睛的位置。“是毛老师”，这一身装扮，这么入神，和别人口中说的一样。听人说，他是摄影界的元老，“倔”得很。
我那时还不懂这个“倔”字的份量。后来跟他跑了几趟，才慢慢明白，这老头身上，全是倔脾气。
他对光影的要求近乎偏执。
那天在宣慰府，他一直等到太阳偏西才按下快门。我问他拍了什么，他把相机递过来，取景框里，石兽的眼睛刚好被一束光照亮，整张照片只有那个光点最亮，其他地方都是柔和的阴影。
“你看吧！”他有点得意，“等了两个多小时，就为这一下。”
后来熟了，我才知道这不是头一回。有一次他拉我去拍日落，车开到半路，天边烧起一片霞，我催他快下车架机器。他却纹丝不动，盯着那片霞看了半晌，摇摇头：“光太硬，再等等。”
我等得心急，那片云霞眼看着就要散了。他还是不动，眼睛眯着，像在等一个约好的人。
又过了十分钟，太阳落到山后去，天空反而柔了。云从橘红褪成粉紫，山峦的轮廓软软地贴在天边。他这才慢吞吞下车，架好机器，按了几下快门，嘴里嘟囔：“好了，就是这个光。”
我凑过去看，果然。刚才那片云霞虽然艳，却晃眼；现在这张，光线软得像能滴出水来，山和天的交界处，有一层毛茸茸的光晕。
“光这个东西，”他说，“你得等它准备好了。”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光值得等那么久。后来才明白，他等的不是光，是光落在恰当地方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过去了就再也没有了。
他对大方这片土地死心塌地。
毛老师的祖籍是湖北麻城，可他一天都没在那儿生活过。他是生在大方、长在大方的大方人。八十年，没离开过。
他的相机里，装的全是大方。从七十年代的黑白胶卷，到现在的储存卡，近百万张照片，足足装满了七个移动硬盘。按年份排开：泥巴路变成水泥路，木板房变成小洋楼，年轻人穿的衣服从蓝布衫变成T恤衫，只有宣慰府门前那排银杏树，一年年，黄了又落、落了又黄。
他拍过雨冲河的四季，拍过奢香墓的晨昏，拍过老街拆迁时的最后一扇木门，拍过高铁站第一趟列车驶出站台。有人问他怎么老拍这些，翻来覆去有什么意思。他说：“你天天吃饭，怎么不嫌没意思？这是‘养人’的东西。”
我和他一起去看一把伞大桥，在桥下的渡船人家门口，他拿出存在手机里八年前的撑船照片。户主说照片上的船夫已经去世好几年，毛老师看着手机上的照片，又看看一把伞渡口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大桥通车，天堑变通途。”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睛望着退休的船，好像在望那八年时光。
毛老师对观察、拍摄奢香博物馆的红嘴蓝鹊也“倔”——馆里那几只红嘴蓝鹊，毛老师跟了它们三年。
三年里，他摸透了这一家子的脾性：哪棵树是它们清晨第一站，哪片林子藏着它们的巢，哪只胆子大些敢近人，哪只最怕生。他说得出它们换毛的季节，辨得出它们求偶的叫声，连它们几点钟去水管边喝水都掐得准。
去年冬天，毛老师的手关节开始痛——类风湿闹的。我们都劝他别跑了，八十岁的人了，路滑，万一摔着怎么好。他不听，照样背着两套设备跑。他说：“红嘴蓝鹊认我，我不去，它们该等了。”
有一天，我在博物馆门口碰见他走出来，后背和手肘上沾着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脚踩滑了，摔了一跤。我要送他去医院，他摆摆手，把相机抱在怀里，翻开照片给我看：“你看，今天的光多好，照在翅膀上，蓝羽毛都发亮。”他看照片的眼神，比看自己的粘泥脚踝认真多了。
毛老师的“倔”还有对每个普通场景的不肯将就。
宣慰府的那排银杏，他拍了十年。每年春夏秋冬，都要去。有一年他蹲了整整一个季节，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雷打不动。别人问他拍什么，他说等一阵风。风来了，叶子落了，他就按快门。落完了他收起机器，回家。
有人笑他痴，拍的不过是排普通的小树。他不恼，翻出往年秋天的照片给人看：“你瞧，去年是左边第三棵先黄，今年换右边第二棵了。叶子落下来的方向也不一样——去年吹北风，今年吹西风。”
他把一排树，拍出了“脾气”。
可没有人懂他为什么这么拍。县里摄影爱好者们聚在一起，聊的是器材、是参数、是谁又得了什么奖。毛老师不插话，坐在角落里，眼睛望着窗外……
有一回我问他：“毛老师，您怎么不跟大家多聊聊？”
他沉默了很久，说：“他们拍的是照片，我拍的是纪实片子，拍的是日子。不一样。”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后来我才明白，他要的不是一张“好看的”照片，是光落在那里时，树的样子、天的颜色、风的方向，全对上的一瞬间，是他和大方这片土地之间，谁也插不进去的默契。
于毛老师而言，摄影是一个人的路。
毛老师八十了，身子骨还很硬朗，有一回我劝他吃点钙片，他摆摆手：“记不住，老忘。”又说：“相机的事我一件都忘不了，哪天拍的、什么光、等了多久，全在脑子里。钙片？转头就忘。”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低头擦UV镜，布片一圈一圈地转，认真得像在擦一件宝贝。擦完了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又接着擦。
“一天不吃钙片没关系，”他头也不抬，“一天不碰相机，不行。”
我听着，忽然不知道说些什么。
后来我常想起这个事。一瓶钙片放在桌上，他记不住，可是哪只红嘴蓝鹊几点钟来喝水，他记得清清楚楚。哪棵树上的叶子先黄，哪天的光最软，哪个角度能照到石兽的眼睛——这些事，他一件都没忘过。他在这条路上走了五十多年，从一开始就一个人。没有人教他等光，少有人懂他为什么等，没有人知道他蹲在田埂边就为拍一只鸟出壳是什么滋味。可他还是走，一直走，走到八十岁，走到头发全白。
有时候我在街上碰见他，一个人背着两套设备，慢慢地往山的方向走。阳光照着他的银发，亮晃晃的。我喊他，他回头笑笑，摆摆手打个招呼，又继续走。
那条路上，只有他一个人。
前几天我又路过宣慰府，银杏叶早落光了，枝桠光秃秃地在风里摇。府门前没什么人，冷冷清清。可我远远地又看见了他，还是那两套相机，还是那头银发，站在那排银杏树中间，等着什么。我没有过去打扰。
有些人的倔，是把自己活成了脚下这片土地的坐标。他在哪里，哪里就有光，哪里就有红嘴蓝鹊准时赴约，哪里就有一排树，年复一年地黄了又落、落了又发新芽。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八十年，从没离开过。可也用不着离开——他把大方都装进了相机里，装了一辈子，还没装够。
银杏年年黄。他的头发白了就不再黑。可这有什么要紧呢？他站在那里，一个人，就是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