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了央视热播电视剧《丁宝桢》，总想换个方式补补课。这日，正是金秋播撒收获喜悦的时节，我来到了位于织金县的丁公祠。
丁公祠坐落在颇具江南园林特色的平远古镇之中。
丁宝桢塑像
秋风习习，鸟鸣啾啾。祠前广场上，丁公的塑像高大威武，气宇轩昂。简要的生平介绍，足可见其卓尔不群——丁宝桢自贵州平远（今织金县）崇山峻岭间走出，在那积弊深重、尔虞我诈的清代官场，不仅站稳脚跟，更能造福一方、政绩斐然，身后获谥“文诚”、追封“太子太保”，并予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
这回，虽是一次迟到的追怀，但始终有一缕清辉映照眼前。
一
丁公祠建筑青砖黛瓦、红漆雕栏，大门上的楹联漆面锃亮，金字生辉：
君宦数十秋，丹心描绘忠臣谱；
馆藏三五事，史笔弘扬正气歌。
当我轻声诵念这副对联时，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丁宝桢在为官生涯中，勇于担当、清廉刚正，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任山东巡抚期间，两治黄河水患、创办山东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成立尚志书院和山东首家官书局；任四川总督十年间，改革盐政、整饬吏治、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办洋务抵御外侮，政绩卓著、造福桑梓、深得民心。
而真正让我震撼的，是从展陈的实物和资料中凸显出的四个字——“爱民养民”。
丁宝桢时常告诫长子丁体常：
“至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做。”“须刻刻以爱民为心。遇有词讼各事，民事即己事，切不可忽略延玩。”“发钱须求滴滴到百姓身上，使民霑实惠，钱不虚糜，方为尽职。”
看似啰嗦唠叨，实则情真意切，无不体现了儒家“保民”“养民”“教民”的民本思想。这对于固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思想的时代而言，它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对于“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老百姓来说，他的“爱”，是阳光般的仁爱；“养”，是甘霖般的滋养。
在任四川总督期间，其政绩卓著，不必赘述。但有一件事，把丁宝桢胸怀大局、怜悯苍生的大爱留在了史册里。
自光绪二年（1876年）起，在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发生了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最具毁灭性的是丁丑和戊寅这两年，史称“丁戊奇荒”，而山西、河南两省尤甚。时任钦差大臣阎敬铭受命在山西稽查赈务，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可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因国库空虚，赈灾不力，时局异常混乱。
按理说，四川与山西相隔甚远，用不着丁宝桢“多管闲事”，但丁宝桢“遇有人难，如己之难；遇有人急，如己之急”，硬是从推行盐务改革得以充实的四川银库中拿出白银十几万两，于光绪四年（1878年）春分批送到山西。阎敬铭非常激动，在回信中道：“明公关怀大局，事事图之于早，体国爱民，今天下岂有二人，非谀言也。”
“桢”，《说文解字》释为“刚木也”，常指古时筑墙时所立的柱子。后人对丁宝桢“国之宝桢”的赞誉，毫不为过。而真正让这“桢”屹立不倒的原因，就是他思想里有了“爱民养民”这一光芒四射的“精魂”。
二
伫立于“丁宝桢陈列馆”展台前，我满怀敬仰翻阅《丁文诚公家信》，恍惚间，仿佛与一位智者深邃而坚毅的目光相遇。
“家人、书役皆民之蠹，当严加管束，勿使扰民，尤为至要。”
这句话，是我从第九封家信中发现的。当时心头不禁一震：历史上能如此直截了当将家属、胥吏视为“民之蠹” 的，除了丁宝桢，可还有第二人？
“木中虫”，是《说文解字》对“蠹”之释注。关于“民蠹”，战国《商君书·修权》早有明言：“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意指官员隐匿真相，盘剥百姓，即为民之祸害。明代张居正《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亦载：“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机隐慝，以詗上之衅，谓之曰民蠹。”此处指奸邪之人妨碍政务，伺机作乱，同样是百姓之患。可见，“民蠹”即“蛀蚀民生之虫”，是对人民有害的人。
在丁宝桢看来，“蠹”是肌体内难以根除的隐患。因其深藏不露，一旦管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它便会迅速滋生蔓延，祸乱一方。这与当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放纵亲情，就是给自己挖坑”的说法，何其相通一致！
眼前这12封家信，是丁宝桢给长子丁体常的复信，时间跨度16年之久。就严管家属、胥吏之事，他多次在信中告诫，字里行间，表达的不仅是殷切期望，更是鞭策警醒：
“严束家丁，严惩书役。”（家信之三，1880年）
“书差务要严行约束惩治，家丁务要时时稽查，不可使之沟通差役在外弄钱，亦不可令其与县衙门家人来往。此极要紧，官声之好否，全系乎此，慎之慎之！”（家信之四，1880年）
“体恤商情，总以严察家人、关吏、书差为第一要义。而严管若辈，非将严禁掯勒、需索、搕诈、卖放等弊，逐一大张告示，实贴关税门前，俾众共知。”（家信之九，1883年）
“家人务严加约束、稽查，不可稍纵。”（家信之十二，1885年）
纵观丁宝桢为官一生行止，对其看似苛严的“民蠹”论便不难理解了。
无论是巡抚山东还是总督四川，他始终“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不仅“自扫门前雪”，严防家宅与身边滋生害民之“蠹”；更可敬的是，他刚正不阿，敢管“他人瓦上霜”——无论“蠹”藏身何处、后台多硬，只要祸害百姓，必严惩不贷。慈禧太后心腹太监安得海，在山东耀武扬威、敲诈勒索，丁宝桢便以“僭越礼制”之名将其拿下，上演了一场“前门接旨，后门斩首”的好戏，令有意袒护安得海的慈禧“哑巴吃黄连”。
可叹的是，与丁宝桢同样有过“民蠹”论的张居正，作为辅佐明神宗推行“万历新政”的改革家，却因不能管束至亲受贿，为政敌攻讦，死后遭到清算，让人叹惋不已！
三
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在清代，官员的收入主要由俸银、禄米、养廉银及额外补贴等构成。作为巡抚、总督一级的高官，只要存心捞钱，每年收入数十甚至上百万两白银并非难事。而丁宝桢一生清廉传家，在晚清官场中绝对是一股难得的“清流”。
他这样教育长子勤俭节约：
“百物昂贵，则少买，可以养俭约之心；诸事不方便，则少打算，可以损无益之费。”（家信之二，1876年）
“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为人只要不饥不寒，即是天地间一大福气。”（家信之二，1876年）
“古来天之报施善人，恒视其吃苦以为分量，苦吃得越大，报亦愈大愈厚；苦吃得小，报亦小而薄，此千古至论！”（家信之八，1883年）
他如是教育长子清白为官：
“尔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家信之三，1880年）
“自要自己事事清白，处处公正，虽有小人，亦不能为我害也。”（家信之五，1882年）
“不生一毫满假心，不生一毫夸大心，不生一毫忌妬心，不生一毫怨尤心。”（家信之八，1883年）
当时四川官场上，有赠送节寿礼金的规定，每到逢年过节、官员寿辰，各级官员都要向上级送礼，借以获得上级宠信，为此官僚们挪用公款、收受贿赂、搜刮民脂，形成恶性循环。丁宝桢到任后，坚决废除了节寿规礼。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在他乡为官的长子丁体常更是千叮万嘱：
“凡一切节寿陋规，万不必受。况山西迭遭大祲，人民流离，惨目伤心。尔应亟思，有以抚慰之。若收受陋规，则无以自问，又何以对人？”（家信之三，1880年）
“尔署中向有节寿、季规八千金，尔拟不收节寿，单收季规，以资弥补。虽是减去一层，然天下事，作事正大，即要正大到底。我意尔连季规亦必不可收，盖季规与节寿，均是名目不正，去则全去，不必迟疑。”（家信之三，1880年）
“节寿、季规，虽饿饭亦饱，不可收分文！如尔在蒲州作知府，果然能作一首阳饿士，即是千秋盛事，千载传人。尔断不可效俗吏所为，贻世人耻骂！”（家信之八，1883年）
从其家信中还得知，因丁体成官阶不高，收入较低，难以维持家用，丁宝桢还经常从其正常收入中节省部分接济儿子。
久奉廉规勤政事，长传义训振家声。
丁宝桢身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晚年竟要靠举债度日。病危时，他认为所欠债务已无力偿还，只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1886年，丁宝桢逝于四川总督任上，府内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敝旧衣物，最后竟靠“僚属捐赙”，始得成丧。
四
逝者如斯，德厚流光。
平远奇男抚东督川勇于任事惩恶扬善一身正气，
晚清重臣爱国为民睿智超群廉洁奉公两袖清风。
记得前些年在织金县凤西书院“丁宝桢纪念馆”里，曾读到过这副长联，大气、凝练、工整，既是对丁宝桢一生的高度概括，也是他德政双馨人格的真实写照。
临别时，我抬头凝视祠内“丁宝桢陈列馆”的匾额，方知是已故书法大师欧阳中石的墨宝，笔力遒劲，内蕴醇厚。
一笔一画，都闪烁着丁宝桢清风亮节的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