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毕节日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自己参加工作才几年，在四川二郎山下的一个小县城的宣传部门当新闻干事。一次参加省里组织的跨省川滇黔采风活动，就有一位毕节市宣传部门的同志参加，我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长江沿线到葛洲坝，一个星期的时间。
巧的是，我和毕节的这位同志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住。我俩虽然在宣传部门工作，但主要都是搞新闻报道的，晚上闲聊时自然谈到跟报社写稿的事。当时雅安还没有一家公开发行的报纸，我说我们投稿对象主要是省级报刊，他说毕节就有创办不久的《毕节日报》，而且宣传部门组织通讯员搞内宣，主要就是给《毕节日报》投稿，其次再搞外宣跟省里的报刊写稿。
很快混熟后，他给了我一份带在身上的当时的《毕节日报》，还是铅字印刷的。可能是爱写稿、投稿的缘故，见了报刊我就格外喜爱，把投稿地址和邮编特意记了下来。回来想了想，虽然毕节位于川滇黔交界地带，但毕竟毕节和我所在的四川雅安隔了530多公里，那时坐客车要10多个小时，现在也要五六个小时，那么远的地方写稿很难找到“关联度”，也不在同一个省份，不好发新闻稿。带着试一试的心理，我发了两篇社会热点类的言论稿。那时候发稿没有电子邮箱，一律用信笺手写，用信封装着通过邮局寄了出去，本来不抱多大希望的，哪知两个月后，其中有一篇被《毕节日报》三版的一个言论栏目用了，随后还寄来了样报和稿费。尽管当时自己作为新闻干事发几篇稿，不算好惊喜的事，但我从此对《毕节日报》有了一种亲切感。到了年终订报刊的季节，总是要特意看一看邮政部门给的报刊目录里，有没有自己曾经上过稿的《毕节日报》。
更巧的是，不久之后，我所在的四川雅安地区组建《雅安报》（现在已改为《雅安日报》，成立了报、台和新媒体平台合一的融媒体中心），可能是我平常爱投稿的原因，一纸调令，我从县里宣传部门被调到了报社工作，先后任记者、编辑，记者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报社编委，直到现在在《雅安市政协志》编辑部工作。我能由业余写手成长为一名职业新闻工作者，大半生与媒体打交道，有《毕节日报》发文给的那份鼓励、鞭策。
到了报社工作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做编辑，向外面写稿的时间也少了。幸得一次参加“全国党报总编辑走进贵阳”为主题的采风活动，其中就安排了到毕节市的采风。直到这时，我才亲眼见识了处于乌蒙山腹地的《毕节日报》的真容：《毕节日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5年，1999年1月1日正式更名为《毕节日报》，是全国融媒体转型搞得早的地市级党报之一，在不少地方党报中，率先采取互联网思维和移动优先策略。回来后，我还在采编联席会上，向我们的记者、编辑介绍了《毕节日报》的办报理念，同为市级党报的《毕节日报》，与我们有可比性，更有许多走在我们前面、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
据中国记协介绍的相关信息，如今的《毕节日报》，已建成了全媒体中心，打造了多个新媒体平台，实现了由传统媒体到融媒体的转型升级。在《毕节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作为《毕节日报》的外省同行“有缘人”，在这里聊几句，算是一个邻省的新闻老同行的释怀。同时作为一位老报人，在这里遥祝《毕节日报》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