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末，我拖着塞了半箱教案的行李箱，从浙江天台的溪涧边一路向西。绿皮火车晃过云贵高原的褶皱，最后在威宁的么站镇岔路口停下——镇政府办公室的桌上，叠着一沓《毕节日报》，油墨香混着乌蒙山的黄土味，版面上的“威宁”两字，像一根线，把我和香厂小学系在了一起。
初到香厂小学时，校园的红砖墙还沾着雨痕，教室后墙的裂缝里钻着狗尾巴草。第一堂语文课，我抱着课本走进教室，后排的阿依忽然举着个卷边的笔记本喊：“老师，我哥说这报纸上有威宁的照片！”她手里的笔记本里，夹着半张从家里旧报纸上剪下来的《毕节日报》，版面是“乌蒙新貌”，印着县城刚修的柏油路，阿依的指尖按在照片的“威宁”字样上，指甲缝里还沾着晨读时采的荞麦花粉。我蹲下来和她一起看，报纸上的铅字像晒暖的石子，忽然就把“异乡”两个字焐软了。
后来的日子，《毕节日报》成了山坳里的窗户。每周一的课间，我会从镇里的邮政所取回报纸，学生们挤在办公室的炭炉边，抢着看版面上的照片——有时是邻县刚丰收的脆红李，有时是市教育系统的教研活动，小宇总把报纸上的“教育动态”剪下来，贴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扉页写着：“要好好读书，以后让香厂小学也上报纸。”
有次《毕节日报》的教育版登了篇有关毕节一中学生的实验室日常的稿子，配着显微镜下蓝紫色的细胞照片。小宇盯着报纸看了半节课，指尖反复摩挲着照片边缘，下课后拽着我的衣角，掌心攥着个磨花的塑料放大镜：“老师，显微镜是不是和这个一样？能看见荞麦花的粉吗？”我把报纸上的照片剪下来，贴在他的笔记本上，又帮他把放大镜对准窗台上的荞麦花——阳光透过镜片，把淡黄色的花粉粒放大成了“小绒球”，小宇趴在窗沿上，鼻尖几乎贴到玻璃，忽然拍着手喊：“老师你看！花粉上有小刺！和报纸上的细胞一样！”那天起，他的书包侧袋总塞着放大镜，课间蹲在操场的土埂边，把蚂蚁的触角、草叶的叶脉都“装”进镜片里，还在笔记本上画满歪歪扭扭的“观察记录”。
2020年冬天，雪裹住了么站镇的山路，香厂小学的炭炉不够用，孩子们上课总搓着手哈气。我把学校的情况写进了工作日记，后来镇里的教育专干带着暖风机进山，卸设备时说：“县里刚下文要改善山区学校取暖，这是第一批物资。”那天阿依把暖风机的风口对着黑板，粉笔灰在暖光里飘，她忽然指着窗外喊：“老师你看，暖风里好像有报纸上的字！”
八载晨光里，《毕节日报》的油墨香，早和山风、烤土豆的甜混在了一起。去年秋天，我带着学生们在操场种荞麦，镇里的宣传员来拍乡村振兴的素材，后来我在《毕节日报》上看见了相似的画面——邻村的荞麦地旁，孩子们笑闹着。阿依拿着报纸跑过来，把自己织的花带系在我的手腕上，花带的纹样是她照着报纸版式编的，靛蓝的线里，藏着“毕节”两个字的轮廓。
前阵子小宇在作文里写：“上周我用放大镜看见，荞麦花粉的小刺上沾着露水，像报纸上的细胞裹着营养液。等我考上师范，要把真正的显微镜搬来香厂小学，让同学们都看看，咱们山坳里的花，和城里实验室里的细胞一样好看。”我把这篇作文夹在新一期《毕节日报》里，山风从窗缝吹进来，油墨香裹着荞麦花的甜，忽然觉得，这张报纸不仅是山坳的窗户，更是孩子们心里，长向远方的种子——哪怕此刻只拿着放大镜，也能透过镜片，看见比山更高的世界。
今年是《毕节日报》创刊40周年，我翻出2017年那半张剪下来的报纸，纸页已经泛了黄，可“威宁”两个字还像当年那样暖。窗外的荞麦花又开了，山风裹着花香吹进办公室，桌上的新报纸刚拆封，油墨香漫开来——这香里，有我和学生们的八载晨光，有乌蒙山的变迁，有一张报纸与一方土地的四十年，也有一个异乡人，把“故乡”写在了山坳里的讲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