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道转入小巷，滚滚车流似乎瞬间消隐，市井人声愈发响亮。印刷厂在巷子尽头，穿过机器轰鸣的车间，我见到了约定好的排版人员……
要追忆与《毕节日报》的交集，脑海里却无端地浮现出这个无关的场景来。
2014年的初秋，我参与编辑的行业内刊《礴同文化》完成筹备，首期被提上排版设计日程。时间再往前倒推一年，我进入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系统，到织金工作。因为爱好文学，且在大学期间发了些文学作品，被上级看中，很快借调到毕节。
我的领导曾是一位热血文学青年，同部门还有一位停笔已久但曾诗才出众的诗人，三人成众，我就算是借对了地方。写了几个先进典型材料、工作报告后，大抵领导对将我培养成材料好手失去信心，故安排我筹划一本综合性文化刊物。大学时，我曾在某团省委主管的杂志社兼职，和一群大学生一起编了一本以书代刊的刊物，可惜只出版了一期就绝版了。编刊这事，于我算有经验，也有满腔热情，自然全力以赴。
刊物出来后，在系统内外收到了一些不错的反馈。总的来说，宽慰大于遗憾。作为一名小编辑，我参与了刊物的策划、定调、选稿、排版设计、校对，每个环节都付出了心血，所以在收到反馈时，内心是欣慰的。尤其是看到邮箱里越来越多的来稿，朋友圈里作家朋友们晒出的样刊，工作中被人问起下一期的出刊时间……一种神奇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丰盈了我的心。
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而获得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直到差不多十年后的2023年，在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毕节日报》“草海”副刊的编辑工作时，再一次失而复得。说是失而复得，是因为彼时，《礴同文化》已经因故停刊差不多四年。
我与《毕节日报》的关系，说白了，是与其副刊的关系。我高中时开始学习写作，最早是在《大方报》和《新作文》《创新作文》《青年文学家》之类的报刊发表习作，上了大学，才有意识地了解家乡本土的报刊杂志。当时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要多找平台，多发表。
发现并阅读过《毕节日报》后，我就对她的副刊向往有加。在我的印象中，相当长的时间里，《毕节日报》是但凡出报必有副刊，在彼时我狭隘的视野里，这个壮举即便放到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里，也是非常难得的。无奈的是，我的投稿总是石沉大海，以至于那段时间，在《毕节日报》发一篇稿子，成为了我的奢望。而我不是一个善于坚持的人，几次投稿无果后，我便气馁放弃了。
那时候，我还不太熟的夏立楠还没开始写小说，热衷于写报刊豆腐块，其文章在全国各类大众刊物和报刊遍地开花，早已成为了《毕节日报》的老作者。这让我非常羡慕嫉妒，因为同为大方人，同在贵阳读书，我却从没在《毕节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稿。每每看到夏立楠又发了，我便在心里酸酸地想：哼，不就是一个报纸吗？这事在我们熟识后，不止一次成为我们的笑谈。
2013年春，是可查证的我与《毕节日报》产生交集的时间起点。彼时我读大四，毕业在望，幸运地出版了第一本书，是一部非常稚嫩的青春长篇小说，《毕节日报》为此刊载了一篇书讯。后来的岁月，或为作者，或被论及，或被报道，《毕节日报》以丝丝缕缕的勾连，也算陪伴和见证了我艰难的文学之路。
最特别的记忆，还是参与“草海”的那段时光。我们从有限的视界里，发现和推出了一些文学的幼苗。说是幼苗，是因为他们足够年轻，足够草根，也足够“新人”——或上中学或上大学，在《毕节日报》发表作品之前，均未在任何公开出版的报刊发表过作品。我们创造了一次次的首发，也见证了一群人最初的文学之路。
见证和陪伴，是职责，也是意义。无论是早已停刊多年的内部刊物《礴同文化》，还是依然如期公开出版发行的《毕节日报》“草海”副刊，身份和形式有别，但职责和意义相同，它们呵护和培育的，是文学之梦，也是一种生机和可能。
今年春末夏初因新书活动去往贵阳，偶然经过曾经创办《礴同文化》时合作的印刷厂所在的区域，发现那一片已经面目全非，印刷厂拆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知搬往何处，新的高楼掩盖了曾经人们的足迹。但记忆里的事情还很鲜活，那个穿过狭窄小巷走向印刷厂的秋日下午仿若昨日。
相信一定有一个类似我的人，在某天面对某个场景时，会突然想起他与《毕节日报》的往昔。一篇稿件投递过去后的忐忑与期待，发现一篇好来稿的欣喜与满足，遇见一个好编辑的幸运，发掘一个文学新人的欣慰……想起什么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连接在这些往昔与当下之间的媒介，是《毕节日报》。
今年，《毕节日报》迎来了创刊40周年。40年，一茬茬的文学梦在此得到激发和延续，一代代文学青年从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她值得一声声的“谢谢”，也值得所有衷心的祝福。
四十年不短，可以是一个人的半生；四十年不长，不过漫漫光阴长河之一瞬。美好的事物向来难以久存。希望下一个四十年，《毕节日报》更好，守住自己，守住“草海”，守住一方文学乐土。
方寸之间，自有辽阔。会有更多文学爱好者从“草海”出发，去领略文学世界的迤逦风光；也会有更多人籍此回望，重拾一段渐行渐远的记忆。至少，若非要写一篇有关《毕节日报》的文章，我大抵不会捞出那段与《礴同文化》相关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