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业展示所获得的奖章
8月28日，七星关区大新桥街道的一间普通民居里，97岁的黄大业静静坐在沙发上，目光专注地落在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的筹备新闻。老人手指轻叩膝盖，连有人推门进来也未曾察觉。
直到记者开口问候，他才回过神来，抬手揉了揉眼角，笑着招呼：“坐，快请坐。”只见他腰板挺直，双手平放膝上，虽满脸沧桑，却依然透着一股军人特有的气质。
硝烟中的觉醒与成长
1928年，黄大业出生于毕节一个普通农家，日子虽清贫，却也安宁。1944年3月，16岁的他被保长带人找上门，一句“抓兵抗日”，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那时年纪小，还不懂什么是打仗。”回忆往事，他的声音里仍带着几分委屈。黄大业被辗转送至湖南省邵阳市，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成为一名营长的勤务兵。每天天未亮就要起床整理内务。白天随营长奔波传递文件，晚上还要守在外面随时待命。“虽然营长对我还好，但想家是真的。”黄大业说。
那时，抗战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军营气氛透着紧张。黄大业常见士兵们荷枪训练，汗水浸透军装，也常听老兵聊起前线战事。“那时才明白，抓兵是为了打鬼子，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占我们的土地。”他说，从那以后，心里的怯意渐渐褪去，多了些模糊的责任。
1945年上半年，黄大业被调往贵州师管区（驻贵定），成了一名炊事兵。比起勤务兵，炊事兵的活儿更累——每天要做几百人的饭，天不亮就围着灶台转：劈柴、生火、淘米、炒菜，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同年下半年，他又被调往重庆，进入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官总队第三大队，担任传令兵。传令兵的核心任务是快速、准确地传递命令。重庆山多，每次送信都得跑上跑下，遇到雨天，山路泥泞，摔跤成了家常便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至重庆，军营顿时沸腾。士兵们举枪欢呼，有人哭，有人笑，黄大业也跟着跳了起来，一年多的辗转奔波，让他明白和平来之不易。
从内战迷茫到光明投诚
1946年，抗战胜利的喜悦尚未散去，内战的阴云又悄然笼罩。这一年上半年，黄大业先后待过重庆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南京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每处停留时间都不长，如风中飘萍，身不由己。
同年6月，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整编第69师，担任传令兵。师长戴之奇是贵州兴义人，算是同乡。“见到同乡当师长，我起初还挺高兴，以为能有个照应。”黄大业说，半年后的12月，宿北战役爆发。
那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仅三天，部队便溃不成军。黄大业随师部人员撤退，沿途尽是丢弃的武器。“后来听说戴师长自杀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至今记得，望着漫天硝烟，平生第一次对战争生出深深的厌恶。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黄大业是亲历者。“炮火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猛烈，白天不见太阳，夜晚四处火光。”他说，那时他已不愿再战，“都是中国人，打来打去有什么意思？”
战役后期，黄大业选择投诚。“解放军的同志待我很好，没把我当俘虏，还问我想不想加入他们。”黄大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久，他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换上崭新军装，也迎来新生。
他随13军先后转战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当部队进入昆明时，一幕幕场景成为他此生最难忘的记忆。
“那天昆明的街道两旁人山人海，群众手捧鲜花——红的、白的、粉的，什么颜色都有。”黄大业眼睛亮了起来，仿佛重回那个热烈的日子，“他们一边喊‘欢迎解放军’，一边往我们身上挂花，我的背包上、脖子上全是花，连枪托上都塞了好几朵。”
“打了这么多年仗，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在为老百姓做事。这种被当作亲人的感觉，比什么都温暖。”黄大业说，那天的花香、欢呼和百姓眼中的期待，让他明白和平二字的重量。
行军的日子异常艰苦。为赶路程，他们常徒步涉水，冰冷的河水没过膝盖，还要连续几天穿着湿衣服；有时从早走到晚，还要通宵行军，一天赶一百多公里路，脚上水泡磨破拿布条裹紧再走。“那时不觉苦，只想早点解放，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正是这份信念，支撑他走完一段又一段艰难路途。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1950年，黄大业终于有机会给家里写信。那是他参军6年来写的第一封信。他思忖良久，最终只告诉母亲自己依然活着，向家人报了一声平安。
1952年6月，黄大业正式退伍，回到阔别8年的故乡。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少年，而是一名历经战火洗礼的老兵。
返乡后，他未享清闲，主动加入家乡建设队伍。修铁路，他扛着铁轨，肩膀磨破便垫上布条；修公路，他挥锄挖土，每天天不亮上工，天黑才收工；后来纺织厂招工，他又进厂学纺纱、织布，从不叫苦。
“在部队养成吃苦的习惯，做什么都不觉得难。”黄大业说，那时乡亲们有活儿都乐意找他，他也从不推辞。“能为家乡出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强。”凭着踏实肯干，他成了村里广受尊敬的人。
如今，黄大业生活安宁。3个子女孝顺懂事，孙辈常来探望。
“这些奖章，都是血与火的见证。”他打开珍藏奖章的木盒向记者展示，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抚过，动作温柔如呵护珍宝，“当年一起打仗的弟兄，好多都没能看到今天的好光景。我能活着，还能得到这些，已经很知足。”
腿脚不便后，黄大业很少再去毕节烈士陵园。在还走得动时，那是他最爱去的地方。
“那里埋着许多战友。我去看看他们，说说话，告诉他们如今和平了，日子好过了。”他说，每次站在那里，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年轻的脸庞。
“作为抗战老兵的家属，我们感到非常光荣。”黄大业的女儿黄荣先和儿子黄宗远常听他讲述往事，“父亲总对我们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要感党恩、跟党走。”
采访结束时，黄大业老人轻声说：“好，真好，现在大家都能安心过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