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一个叫岩头寨的苗寨，从小就与掰苞谷的猴子和抓鸡的老鹰打交道，在放牛割草中读完小学，初中就被父母包办婚姻的指令召回，过早地像祖祖辈辈那样“早栽秧早割谷”。幸运的是当时毕节地区民委在寨上办了所苗族女子小学，作为全寨“文凭”最高的我抓住了这个机遇，成为其中一名乡村民办教师。在教书育人的日子里，“半桶水”的我，为了不“瞎子牵瞎子”，当时的《毕节报》成了我尽知天下事的主要渠道，《毕节报》让我知道什么叫小说、诗歌、散文、消息、通讯……《毕节报》刊登的典型事迹引导我找准自己的航向。慢慢地，《毕节报》像是给我插上了理想的翅膀，给我精神给我力量，并不断丰满着我稚嫩的羽翼。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那除了石旮旯还是石旮旯的家乡，祖祖辈辈在那里重复着千百年来重复的故事，铭记着“手捏锄头把，犯事也不大”的古训，从呱呱坠地到寿终正寝，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科技”。总想用刀耕火种的方法掘地三尺刨出“金娃娃”。所以，老人们最荣耀的是娃儿十多岁就有对象结婚，最害怕的是二十好几结婚还没有着落被人嘲笑有“鬼”。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工作的我，想冲出大山，无异于异想天开。在何去何从的人生十字路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驮煤，路经乡政府门口，在废纸堆里结识了《毕节报》。从此，《毕节报》刊登的文章，成为我的精神粮食。后来，只要看到乡政府办公室有《毕节报》，我就“顺手牵羊”，也许抱着“窃报”不能算偷的想法，每次都把到手的《毕节报》视如珍宝，除了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让学生了解山外精彩的世界外，还丰富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让自己找到快乐。这种“不良”行为一直伴我走到今天。三十多年来，当年“偷到”的《毕节报》《毕节日报》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那些尘封的故事至今还历历在目，家人也知道我的习惯：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就是《毕节报》《毕节日报》不能烧，谁烧我跟谁急。
在《毕节报》里不断汲取营养之后，我开始试着给《黔西报》投稿。《黔西报》李渡总编不断给我编发稿子，成了《黔西报》的发稿和获奖“专业户”，在李渡总编的鼓励下，我大胆地给《毕节日报》邮寄稿子。1988年《毕节报》刘群峰老师给我编发了《富在毡帽山》的长篇稿件，在我这个封闭的家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拿到《毕节报》的用稿通知和样报，我四面八方的亲朋都争着来看。有了《毕节报》的第一次，我的稿件不断在各类报刊上刊出，渐渐在家乡成了名人，父老乡亲有什么疑难都要咨询我，叫我拿主意。因此，我自学了数、理、化、文、史、地等知识，一方面是为了能解答父老乡亲和学生疑惑，另一方面是为自己写稿不闹笑话。就这样不断地开拓视野和增长知识，1993年毕节师范成师部招生，我幸运地成为一名中师生——《毕节报》改变了我的命运。
也许是第一次在《毕节报》投稿就刊发的缘故，激发我写稿投稿的热情，一天不看《毕节报》就焦躁不安，就像喝酒“串皮”一样。1998年我调到新仁苗族乡党政办，两年后又调到县委办，并且成为多家新闻媒体的特约记者。
回顾与《毕节日报》一起走过的路，几多辛酸几多辛苦，如果没有《毕节日报》，也许我还在那个除了石旮旯还是石旮旯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许漂泊在外成了一名打工仔，也许像舅公唱着酒歌对生活已经满足。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现在和充满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