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秩沧桑巨变，时光飞逝如驹。已逾“耳顺”之年的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参加工作开始，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铿锵节拍，无比自豪地步入新世纪、走进新时代。抚今追昔，我一路成长、进步、发展的人生岁月，其间令我常心仪者、常目睹者、常难释手者、常心愉悦者乃至常滋养、化育于我者，莫过于四十年真诚相伴的“良师益友”《毕节日报》。
地地道道的我，在上世纪甲辰年春诞生于地地道道的毕节。如果说创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亦即1951年秋创办的《毕节大众》是《毕节日报》的前身或幼年的话，那么我诞生的那年《毕节日报》已正好届龄十三了。可惜的是，两年之后的1953年寒冬之季《毕节大众》停刊了。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改革开放后， 1985年夏天，《毕节大众》以《毕节报》的新面容复刊面世，成为当时中共毕节地委的机关报。那时，在原毕节县青场区参加工作已两年的我，高兴地邂逅并心仪、爱上了《毕节报》。不久之后，也就成了《毕节报》的热心、忠实读者。当然，从心仪、爱上到热心、忠实的原因，不可排除那时候大多数人文化生活贫乏的因素。人们唯有从区乡邮递员手中迟来的报纸上了解一些时事、信息，学习一些政策、文艺等罢了。那个时候，每逢邮递员把近几天印刷的报纸送到单位，我必抢先翻阅。有时因事离开单位，归来上班后也必找来补看上，唯恐漏看而有所遗憾。报纸上发表的好新闻、好作品，尤其是地方文史之类的好文章，我常常以“剪报”的形式收集起来，粘贴成册，长期保存以备检索之用。正是这样，时间长了，《毕节报》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的文史兴趣，为后来我有机会从事党史、地方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些收集成册的文史资料，也为我后来从事党史、地方史研究提供了很多详实的参考资料，甚至可以作为研究中的有力的佐证或引证的依据。
1995年底，我调入毕节城里工作。由于单位的报纸分发有顺序，我不太能及时看到最新的《毕节报》，心里痒痒的总不是滋味。为了满足“看报欲”，后来我一有空就往报社跑，不怕麻烦地向报社的老师们索要我需要的报纸。多年来，报社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办公地点搬迁比较频繁，桂花路、郭家湾、天河路，还有后来的北安置区、“三馆一院”、招商写字楼等处所，《毕节报》及更名后的《毕节日报》都曾“扎过营”。但无论报社搬到哪里，我都不舍远近，仍一如既往地或步行或打车坚持去报社要报纸，报社的老师们也一直都不厌其烦。时间久了，我便与报社的很多老师们熟识了，有的还成了交往密切的老朋友，至今仍还有相互的问候和情谊往来。在与老师们的交往中，我得与这张报纸长期相伴，在老师们的关心和鼓励下，从《毕节报》首次发表我的新闻稿件后，我不仅认真阅读，而且积极地写稿投稿，以致后来一发而不可收。投稿的范围也从“小豆腐块”扩展到长篇纪实、诗词曲联、理论文章、文史研究、调研报告等，有的还被其他报纸和期刊转载，发表的各类文稿至今累计起来已有二百余件。近年来，有赖于官方的资金支持，我的多部个人著述公开出版，这些成果的取得，万难离开《毕节日报》这一文化宝壤、沃土的润泽、滋养，让我一生委实感恩不已！
1999年年初，《毕节报》为适应和服务于毕节试验区建设工作，正式更名为《毕节日报》，以“光彩照人”“秀外慧中”的姿态亮相。从此，毕节有了自己面目一新的“专属”日报，让毕节人民可以日日周知毕节及天下之事，此乃堪称毕节之一大盛事。
今天，伴随着新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毕节日报》迎来了创刊40周年的喜事。这一刻，真诚与《毕节日报》长期相伴的我，亲眼目睹《毕节日报》“四十不惑，四十有‘获’”之成就，感慨万端，欣喜若狂！作为《毕节日报》的忠实读者和积极投稿人，我见证了《毕节日报》四十年春华秋实硕果累累的成绩，激起了我对《毕节日报》化育于我、滋润于我的无限感恩之心，我也憧憬着《毕节日报》未来更加美好的发展。希望我与《毕节日报》在风雨征程的幸福过往中，在新时代、新征程的道路上永远成为真诚的伙伴，我也将跟随《毕节日报》这一永远的良师益友，书写共赴美好未来的豪情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