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看到《毕节报》寄给陆有斌的样报，真是羡慕得要死，好想也能收到这样一份“厚礼”。不久后，我果然收到了《毕节报》的来信，不过激动的心忐忑片刻就变得沮丧不已——这是一封退稿信，包括投稿时一并寄去的两角钱的“退稿邮票”，这是投稿时特意交代编辑老师——如不能发表请求退稿的回应。
这大约是1992年年底的事情。
那时，陆有斌已陆续在《毕节报》发表散文诗，而阿漠早些时候就在毕节地区文联主办的《高原》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在这方面，我和况华斌就略显迟钝和滞后，尤其是我，勤亦难补拙。
1992年对我们“驼铃”来说，确实是一个春天。在陆有斌的倡导下，阿漠、况华斌和我（人称“四骆驼”）几乎是不谋而合、异口同声、击掌通过——几个农民娃娃一致同意，每月从微薄的工资里面拿出20块钱，一起创办油印纯文学刊物双月刊《驼铃》，这事并不被看好，连家里腹有诗书的祖父也声称“只有锅里煮米汤，哪有锅里煮文章”？可见当时我们受到的阻力。但年轻人想做的事，劝也劝不住，拦也拦不住。
有志者，事竟成。
在几个骆驼的直接影响下，1993年5月26日，我刊登在《驼铃》油印杂志上的散文诗《不了情》终于被《毕节报》副刊选用，成就了我的处女作。几个骆驼你一“锭子”、我一“皮砣”，算是对我的热烈祝贺。
在《毕节报》的激励下，至1995年3月前，短短一年多时间，我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在相关报刊发稿近60篇（首），作品还登上了《贵州日报》《散文诗世界》《天津开发报》等报刊，其间在《毕节报》发稿18篇（首），《毕节报》编辑老师还选用了两首《驼铃》封二的画配诗《遥远》和《走进秋天》，大大鼓舞了我。
在编辑老师的关心和自己的努力下，我还获得了1994年优秀通讯员三等奖，有幸到报社与编辑老师们举杯邀月。当时一同去领奖的，还有另一匹骆驼——陆有斌，当然，他领的是一等奖。
我为什么要把1995年3月作为一个分水岭？这还得从多舛的命运说起。
3月5日那天，正是我到毕节报社领取优秀通讯员奖“班师回朝”的日子，许是乐极生悲？那天晚上，我竟鬼使神差遭遇了煤气中毒，休克了近50个小时，险些和这个世界彻底告别。当时已在赫章报社工作的阿漠和陆有斌绞尽脑汁协调了一罐氧气送到可乐卫生院，才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让本该离开的我重新再做一回人，也让我有机会和《毕节报》再续前缘。
当时，《赫章报》以《时间·氧气·生命》为题，对这一“为了弟兄”的紧急救援事件进行了报道，1997年7月10日，《毕节报》副刊头条刊发了我的散文《朋友是座遮荫篷》，那是我发自肺腑的感恩之言。
煤气中毒事件给我留下了头晕耳鸣神经衰弱后遗症，但人不是生下来就被打垮的。病休了一年时间，我再次擦亮尘封的笔，如战士磨亮锈蚀的枪，再次向《毕节报》副刊发起冲刺，从1996年10月起，我再次成为《毕节报》副刊的常客，并且稿件数量质量都实现了稳步提升，还捧回了1997年度《毕节报》“优秀通讯员二等奖”的殊荣。为此，我悟出了一句话：生活是写作的老师，苦难和不幸也会让我们更加懂得和热爱生活。
我们从1992年年底至1994年不约而同、同心协力“凑份子”办《驼铃》，从起步之初不被相关人士看好的“办家家”，到越办越好，到最终得到赫章乃至毕节文学界的认同，其中付出的艰辛真是冷暖自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0世纪90年代中期，毕节知名作家陇山以《古驿道上驼铃声》为题，讲述了“驼铃编辑部”的故事；毕节一中名师刘建国在《毕节报》副刊刊发《大山响起驼铃声》，讲述了《驼铃》的影响力；而当时在毕节地区散文创作方面已颇有建树的陆有斌，一篇发表于《贵州日报》文艺副刊的《梦驼铃》，则道尽了《驼铃》的艰辛和不易。我还记得《梦驼铃》中有一句大致是这样说的，“他们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在响的自行车，行进在马帮曾经穿越的古驿道上……”
也许是面壁三年图破壁，也许是有心栽花，也许是无心插柳。
有这么几个闲得无聊、自己花钱办一本毫无意义的《驼铃》的赫章可乐老区的几个人，因为名字常在《毕节报》《赫章报》等报刊出现，引起了赫章宣传文化界的注意，其时正值《赫章报》改版扩面，1994年底，阿漠、陆有斌先期调入《赫章报》编辑部工作，时隔5年，况华斌也调入了赫章报社工作。
1997年9月至1999年7月，我有幸进入毕节教育学院中文专业就读，认真学习之余仍不敢停歇。期间，在《毕节报》副刊发稿50余篇（首），没有辜负《毕节报》对自己的培养和厚爱。1999年年初，《毕节报》从周三报升级为《毕节日报》，为我们提供了施展才情的更广舞台。
俗话说，“酸杨梅躲在柯柯脚也会红一折”，2001年1月，我刚好三十而立，组织一声令下，我成了《赫章报》的一名记者、编辑，在完成采编任务的同时，我仍然是《毕节日报》最忠实的读者和作者之一，仍然一如既往向《毕节日报》投稿，到2003年底，我在《毕节报》《毕节日报》发稿量仅文学作品就达100余篇（首）。
人生也会面临一些别无选择的选择。自2004年，我告别了深爱的采编岗位，就像热恋的人作别他的恋人，暂且为文学之厢上一把心锁，静待缪斯重新启封。
酸甜苦辣一年又一年，兜兜转转一圈又一圈。2019年年底，组织安排我重回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已年近50的我又有了再和《毕节日报》《高原》等报刊亲密接触的机会，好像又重新找回了曾丢失15年的自己。
而当初那几个凑钱办《驼铃》、被《毕节日报》《赫章报》（已于2021年停刊）一直爱着护着的毛头小伙子，与《毕节日报》一齐成长进步的小青年，如今已年近花甲，他们注定日渐式微、注定渐行渐远，唯有《毕节日报》，依然日渐鲜活，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