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风，从遥远的天边徐徐吹来。仿佛在一夜之间，田野和村庄猛地苏醒了。沿着风的方向，我看见母亲往年精心料理的那块园子旁，那棵被童年肆虐得弯弯曲曲的樱桃树，又偷偷地挂了果。樱桃树还在，母亲伺候一辈子的园子地也还在，而母亲已经不在。
母亲执拗，她患病初，我们弟兄几个为她身体考虑，为免路途颠簸，便择近在乡镇医院治疗。一个星期下来，疗效有些缓慢，大哥主张转院到县城，母亲不肯去，她说在乡镇离家近要方便些。经过姨妈、表哥轮番劝说，我们更是连哄带骗，才将她带到了市里的医院。我暗自高兴，以为只要母亲能留下来住院治疗，几天过后她的身体一定会像从前一样硬朗。
然而当晚半夜两点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留在医院陪护的大嫂在电话里火急火燎地说，母亲不愿待在医院，要回家。
赶到医院时，只见母亲半坐在病床上，她披着外衣，急得几次想自己拔掉输液管。她看见我后，叫我赶紧给她穿鞋，扶她下地。这次不管怎么说，母亲回家的态度都很坚决，我们也只得同意。
回到家里的母亲，开心得异常，她声音洪亮、腿脚轻便，与前来探望的客人有说有笑，还不停地向亲戚朋友吐槽，说我骗她去医院……可到了晚上，母亲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不仅水米不进，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在床上坐卧不安。次日凌晨，母亲像睡熟一样安详地走了，享年86岁。母亲走的那天，我只觉群山崩塌，凛冽的风肆无忌惮地从四面八方吹来，田野荒凉，村庄寂寥，昔日坚强而巍峨的杨梅坡大山也悲咽起来，老屋在高高的山顶瑟瑟发抖。
我的母亲，确切地说是我的养母。她和父亲重组家庭的那一年，我才10余岁。她没有子女，与父亲结为夫妻之前是村里的“五保”对象。
在农村老家，我的就是“后妈”，是尖酸刻薄的代名词。然而，母亲给予我们的爱和亲生母亲并无二致，就像总溪河水一样温柔，又如乌蒙山脉一样雄厚。
母亲刚来的时候，我们的家境不是很好。为了让家越来越好，母亲喂了5头牛、10多只羊、还有几头猪，我们家的土地也打理得越来越好。我上学需要费用时，母亲就叫父亲卖猪、卖牛、卖羊，如果不够再加卖粮。母亲上山放牛，不仅仅是放牛。她还会钻进林子里捡一些枯枝朽木，一根一根摞成一堆，再就地取材找来几根藤条将其绑成一捆。每当太阳落山，母亲才背着重重的干柴赶着牛群回家——余晖、落霞、山路、牛群和母亲矮小的身影，这样的画面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始终挥之不去。等到冬天，房前屋后堆积如山的干柴简直烧不完，一家人围着柴火，暖暖地叙谈着过往亦或将来。
母亲不识字，但她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很多次我放学回家，不忍旁观母亲的忙碌，想帮她干点家务，都被拒绝了，她说干活是大人的事，小孩的任务是读书学习，叫我赶紧写作业去。在母亲的料理下，我们的家境一年好过一年。几个哥哥都相继成家立业过上美满日子，我考上初中、高中，考进大学，最后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
我一直是母亲的骄傲，无论遇到谁她都要显摆一下，夸我不仅长得帅还听话。我在城里买房后，一直想把父母接到城里生活，但始终未果。他们说城里拘谨，没有农村住着舒坦。于是，我在老家给父母建了一座新房子。从开工到竣工历时两年多，亮堂的小楼终于建好，深沉如山的父亲面不改色，还告诫我要勤俭节约，母亲则毫不掩饰，脸上乐开了花，不停地夸我成器，为人子女，这是莫大的肯定。
母亲走后，土地变得荒芜，园子里再也没有一垄垄生机勃勃的香菜、大蒜、白菜、茄子、西红柿、豆角、南瓜……回家的次数也削减了。偶尔回去时，院子里空落落的有些荒凉，再也看不到母亲弓着腰在房前屋后忙碌的身影。离家不远的半山腰，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任凭高原的风带着草籽来去。想起来，眼泪又一次簌簌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