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命的发条始终拧得很紧，七十岁前，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水城。水城是她年轻时候做剩的梦，芳菲的梦境令人神往，梦醒后却不见林荫。谈起那段时光，母亲总是意犹未尽。如果时间可以保存，母亲一定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编织一个盒子，或者布袋，用来盛装过去的“辉煌”。
要知道，像母亲这么有“见识”的妇人，在当时我们村子里屈指可数。那个时候母亲刚刚长成大姑娘，三舅家大女儿、二女儿相继出生，作为水城钢铁厂工人的三舅和三舅妈，无暇兼顾工作与家庭，母亲便承担起照顾两个侄女的责任，徙居水城三年有余。
水城是一座钢铁工业城市，母亲用艳丽的青春去体验了陌生甚至有点冰凉的它。后来，母亲每每说起水城的感受都是鲜活的，又是古老得只剩旧景，仿佛那不是记忆里的东西，而是刚刚走过的一条街。
母亲认真地对我说：“那是你三舅在，哪一天他不在了，我就不去想了。”
母亲说这话时是她五十五岁的生日。那时候，与母亲同胞的大舅、大姨和幺舅已经离世，外公外婆早已作古，母亲生命的纽带上，只剩三舅一个至亲的人了。那天，我和她收拾菜地，母亲牵起一根干枯的南瓜藤，用镰刀一截截削断，削到藤蔓中段时，发现长着两个将黄未黄的大南瓜，母亲叹了口气，懒懒地坐在菜地里发呆。我问母亲怎么了，她才神情恍惚地说，一根藤上的兄弟姐妹们，说不在了就不在了。我无言相慰，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在秋风中苍老。
第二年夏天，三舅打了几个电话来，催促母亲一定去水城耍一趟，三舅说：“小五孃（母亲排行老五，三舅借用孩子的口吻说这话）来耍一趟嘛，来看看我们家的新房子，也顺便看看水城的大变化嘛。过两年我也要搬离水城了，再不来一趟就没有机会了。”
我和大姐都劝母亲去水城看一看，母亲应允了。直到秋天收完地里的庄稼，母亲才成行。母亲是坐金沙直达水城的班车去的，带着大姐还未上学的儿子作伴。母亲容易晕车，上车前，我给她吃了晕车药，做好防护准备，但想到班车一路上爬坡上坎（那年没通高速路），甩来甩去，到水城母亲一定晕得分不清东南西北。
后来母亲说，自从答应去水城那天起，三舅就天天在家里盼着，去的那天，三舅早早就到车站去等着接站。说也奇怪，一向晕车严重的母亲，那天竟然没有晕车。我曾想，秋风以为扫落了树上的叶子和果实，后来才发现在虬枝深处，依然柄生着两个红红的果实，在阳光的照耀下光亮喜人——母亲和三舅就是他们家那一代人里依然鲜活的两个果实。
那年母亲五十六岁，在水城耍了一个星期。
母亲六十九岁那年，也是秋天，三舅妈遭遇车祸，三舅劳累焦虑过度，带发基础病，医治无效离世。三舅发病便昏迷不醒。我得到信息后，开车带着母亲赶到了贵阳。医院里，母亲握住三舅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只是“三哥……三哥”地喊，空空的病房里除了心电监护仪慌乱的声音，再无回应。母亲的嘴唇干裂，白发散乱，一夜无语。因赶往贵阳仓促，我未及考虑到母亲晕车的事，母亲却没有一点晕车迹象。
第二天，母亲对我说：“你三舅没两天日子了，看着他我心里难受，我们回去吧！”回金沙的第二天，三舅撒手人寰，我告诉母亲信息，母亲未语，一个人回房间呆了一夜，不知是否入眠。想来那一夜，或者说那几夜，母亲是睡不着的。后来我鼓起勇气问母亲，为什么不亲自送三舅最后一程，母亲没说什么，只是做活儿更加卖力，仿佛在刻意昭示自己活得很好。
至此，母亲很少聊到水城了，也很少聊到她已经不在人世的几个兄弟姐妹，只是每年七月半准备祭祀物品时，母亲会叮嘱我：“记得你三舅们的哈。”我抬头看向母亲，她的身影瘦小而模糊，恰好被眼泪挡住了一半面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