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的五月，快成熟的麦子东一块西一块地散布在沟谷里、山坡上，宛如在群山绿色的衣袂上镶嵌了一道道金黄色的裙边，艳丽而饱满。临近中午，流动的阳光洒在山坡上，根本看不清哪是麦子，哪是阳光，眼前只有一片潮水般涌动的麦浪，这时候，唯一能为这迷幻的场景找到答案的，就是母亲的身影。
印象中母亲的身影总是在麦地里，有时挥动着镰刀，把已经成熟的麦穗拦腰割下，放倒在两三寸高的麦茬上；有时又游走在麦垄间，弯着身子，捡拾着掉在地里的麦穗。母亲身材高大，捡拾麦穗的时候很是吃力，每捡一下，都要弯下腰去，样子既虔诚而又富有节奏。
我们家原本是没有麦地的。
那时候我正在上小学，每到农忙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到临近的村寨帮助社员们抢收。有一次，我们到了学校附近一个叫毛栗山的地方。因为还都是孩子，任务就只是帮助大人们收拢麦秸或是捡拾掉在地里的麦穗。到收工的时候，我们被分配到各家各户去吃晚饭，队长还特地叮嘱村民要好好招待我们。那次，主人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鸡蛋，有腊肉，还有用新鲜麦面做成的面块和白面馒头。在那时，这种招待，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的，以至于回家以后我仍不断跟母亲念叨。我家姊妹多，且年纪小，没有多少劳动力。听了我的念叨之后，母亲说：“要吃白面馒头，你就到地里捡麦子去。”
从此，每到麦收时节，我又有了一项新的任务：捡麦穗。
捡麦穗，只是弯一下腰，简单却很累。那时候，麦收是有明确分工的，一般是女人割麦，男人跟在她们后面，把割好的麦子进行脱粒。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麦穗掉到地上，要是遇到麦子黄熟得过了头，会更多。我们一起，几个孩子就像跟屁虫跟在大人们后面，捡拾那些掉到麦地里的麦穗。一天下来，捡到的麦穗根本没多少，但全身酸痛，连晚上做梦都在麦地里。
母亲把我捡拾的麦穗凑在一起，在阳光下暴晒半晌，用一根木棍敲下麦粒，然后装在一个土罐里，等空闲时，再把它们用石磨磨成面粉。就这样一点点积累，某天放学回家，就能吃到白面馒头，或是香味诱人的水煮面块了。可家里人口多，靠捡来的那点麦穗根本抵不了什么事儿，母亲看我们吃完后还意犹未尽地盯着锅里的样子，总是在一旁很久不说话。
那时候，各家各户都有一块自留地，用作菜园。菜园里，日常家里吃的白菜、萝卜、小葱、大蒜都能满足。一开始，母亲打算匀一半菜园来种麦子，可那两三分地很明显不够。看着老老小小一大家子，母亲犹豫了，思忖再三，母亲决定自己开一块荒地种麦子。
母亲把麦地选在寨子对面一个叫白杨湾的树林里，那地方地势陡峭，四周茅草丛生，平时人迹罕至。为了开垦，她总是天没亮就出门，等寨子里的其他人起来时，她已经忙活回来，按时和大家一起出工。母亲在新开的荒地上翻土、下种、薅草、施肥，把满足我们填饱肚子的希望全都寄托在那块麦地上。
当布谷鸟的叫声从山林里传来时，母亲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在母亲小心翼翼地摆弄下，麦地悄悄地变化着——返青、拔节，最后和阳光一样，只剩下一片金黄。
那一年，我第一次吃上了母亲麦地里种出的麦子做成的挂面……后来，家里有了更多的地，不用再为吃喝发愁，可是母亲总是忘不了她的那片麦地，忘不了种麦子。她把家里承包的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连同她原来开辟的那块荒地一起，用来种麦子，一部分用来种红薯、油菜之类的东西。母亲也更忙了，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人辛苦，可她起早贪黑的习惯却一直保留着。
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的那片麦地，记得母亲佝偻着身子，在正午耀眼的阳光下忙碌的情景。那麦芒在微风吹动下滋啦滋啦的摩擦声，树林里布谷鸟拍打着翅膀飞向密林深处的声音以及镰刀割麦时发出的嚓嚓声，似乎格外富有质感。而通往母亲麦地的路上，老人们走了一茬又一茬。是他们，用对麦子的虔诚和敬仰，默默地铺厚了故乡那肥沃的黄土。是他们，用亲近麦子的眼泪和汗水，滋养了故乡一代又一代年轻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