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国胜
我生日刚过没几天，父亲就主动进城来了。
这是父亲第二次进城。
大学毕业后，经过多年的打拼，我终于在省城扎下根。想到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我想把他们接过来享享清福。母亲觉得很有面子，连声说好。不料父亲一声咳嗽，打断了她的话：“好个屁！天生劳碌命，去了不怕闲出病来？”母亲闻言，笑容不翼而飞。她早已习惯了一切听父亲的，在她心中，父亲的话就是圣旨。
我不甘心，心想父亲是怕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一时半会舍不得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找机会多开导开导，就成了。恰巧半月后就是我生日，正是个劝他的好机会。
那天，我在豪华酒店订了包间，特意把父亲接过来，还请了几桌生意上的朋友。
父亲到了酒店，迟迟不进门，一边蹭着鞋底，一边东张西望，直到我拉他，才进去。
我安排了很多菜品，想让父亲知道，在城里，吃啥有啥，比农村的粗茶淡饭强多了。
澳洲龙虾上桌时，我急忙给父亲夹了一块。父亲没急着吃，而是倾过身子，悄悄问我：“这东西……能换多少玉米？”
“不贵不贵，也就三五百吧。”我怕他心疼，故意抹了一个零。
茅台酒开到第四瓶时，父亲拽了拽我的衣角，声音很低：“这一箱……能换头牛吧？”我笑着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今天高兴，您放开喝。管够。”
我很高兴父亲又来了，心想生日那次宴会，终于起了作用。
不料父亲没提进城的事，而是叫我拿五千块钱。
“家里的猪圈塌了，要重修。”他说。
我有笔业务急着处理，没时间和他闲聊，便直接把钱给了。
“两点钟，我得赶到车站。”父亲接过钱转身就走。
“叫司机送你。”
“不用，赶车便宜。”父亲头也没回。
此后，父亲进城的次数就多了。每次来，都是要钱，理由五花八门。
“三舅公走了，礼要厚，得两千。”
“后山要请人开荒种水果，得三千。”
“你母亲最近腰疼，要住院，得八千。”
“老屋瓦烂了，得换，要一万。”
……
每次我递过钱，他都一把抓过，转身就走。
父亲一趟趟来，钱一笔笔给。可他的衣领磨出了毛边，抽的还是自家种的烟叶，皮鞋也不舍得买一双。钱，到底花哪儿了？被骗？不可能，父亲是那样的精明。难道……给了不该给的人？不，父亲绝不是那样的人。
有次回村，邻居无意中说：“你父亲可抠了，赶集连碗面条都舍不得吃。”我没往心里去，只当是老一辈，节约惯了。
有一次，我试探着问父亲：“您上次说换瓦，怎么没动静？”他呷了一口酒，“匠人忙，开春再说。”他咂咂嘴，目光迅速移向别处，像在躲避什么。
父亲每次来拿钱时，我只要稍微迟疑，或是追问，他就满脸不耐烦：“养你这么大，我还不如一只龙虾？”他掰着手指，一遍遍数落供我上大学那些年他吃过的苦、遭过的罪。他的碎碎念让我无计可施，只想他赶快拿钱走人。
来就要钱，来就要钱，当我开银行？我对父亲越来越反感，好几次都懒得见他，直接叫助理给钱打发走。
我不是心疼钱，是看不惯他那副爱钱如命的德性。
一晃三年过去了。父亲要钱没完没了。我也打消了想接他们进城享福的念头。
天有不测风云。第四年春天，外贸订单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单方面解约，我的生意垮得比山体滑坡还快，仓库塞满了滞销的货物。手机响了又响，全是催债的。我没脸见人，一个人躲进城南的老公寓，毫无办法。
父亲找上门来时，城里正下着夜雨。他外套浸湿，裤脚溅满泥点，怀里紧抱着个帆布包。
“来干啥？又是要钱？”我没好气地问。
“路过，就看看你。”父亲一怔，声音低了下去。
“撒谎。村里到这儿，两百多里路呢？”
父亲没有搭话，默默解开包袱——先是取出一瓶老白干，标签已经摩挲卷边；又拿出一个食品袋，里面的卤肉切得很薄；最后，是一个用旧手帕紧裹的小包，放在桌上时，发出夯土般沉实的闷响。
“这是三十万。”他的声音很平静，“以前找你要的，分文未动。”
我怔住了。眼前，几捆钞票码得方方正正，扎扎实实，像老家院子里码好的稻捆。最上面是一本账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三万、五千、一万二……最后一栏，是前不久存入的一千八——那是我给他“买农药”的。
“你不是要修猪圈、种水果么……”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傻瓜。”父亲拧开酒盖，辛辣的气息瞬间炸开。他倒满两碗酒，推给我一碗：“当年，我不进城来住，是怕城里开销大，给你增加负担。找你要钱，是怕你万一……”
他说到此处顿住了，端起酒碗，一饮而尽。橘黄的灯光下，那双老树根似的手安静地搭在桌沿上，好似两件用旧了的农具。
“要钱的事，我捂得严严实实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包括你母亲。”父亲说得很淡然。
我尬笑着端起碗，仰脖，倾倒，一饮而尽。酒很烈，一路烧到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