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佳音
资阳与绵阳，因一个共同的“阳”字，如同一对双生的叶脉，在文字的根系里有着天然的牵系。当文学的星光掠过两地的山川，当文字的热望穿透地域的界限，这份牵系便从字典里的偏旁部首，成长为跨越涪江与沱江的精神桥梁。
在新荷初露、夏木成荫的美好时节，一群激情满满的资阳作家，带着他们精心创作的文学作品，带着沱江流域的泥土气息与“蜀人原乡”的精神胎记，首次步入位于绵阳市的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的学术殿堂。
在我看来，这并非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普通交流，而更像是一场颇具象征意味的文学事件，它标志着一种长期处于“自在”状态的地域性写作，开始寻求与学院派学术视野的“自觉”对话。这场邂逅，远非简单的作品品评，其深层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当代文学格局中“地方性”与“普遍性”、“创作实践”与“理论观照”之间如何互构共生的绝佳样本。
作为地方作家，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拥有鲜活的第一手经验与情感温度，写的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些经历让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们写得太地方化，着笔会陷入“地方志”式的琐碎叙事，难以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资阳评论家吴杰的评论集《自说自话》其名本身，便隐喻了这种处于临界点的状态——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尚未被完全规训的言说。
那么，对资阳作家们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讨会，有着怎样的价值？
首先，从理论映照的角度来看，就仿佛是高校专家学者为这些“自说自话”的作品提供了一面多棱的理论之镜和多角度解读。在这里，象牙塔里的专家学者们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对资阳作家们的文本进行细致剖析，帮助作家们发现作品里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价值，使其散落的“文字碎片”折射出更为夺目的“智性光芒”。
在我看来，这并非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而是一种“镜与灯”式的映照。理论之镜，既照亮了作品深处的内涵，也为作家今后的创作指明了方向。正如资阳作家唐俊高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四川方言俚语，这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风格问题，还涉及到如何用方言保存地方文化这个更深层的课题。
其次，这样的交流，让地方写作获得了更多关注。在传统的文学地理中，存在着不言自明的“中心”与“边缘”。都市文学创作往往更受关注，地方写作容易被贴上“乡土”或“区域”的标签，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此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完成了一次对“边缘”写作的价值重估。
实际上，像“资阳·蜀人原乡作家群”这类作家的地方创作，正以其鲜活的“现场感”，记录着中国社会最为广袤和深刻的嬗变：乡村振兴中传统伦理的变迁、工业文明对乡土生态的重塑、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这些议题，因其根植于“原乡”土壤，反而让我们通过这个特殊的“锁孔”，窥见了人类共有的那个普遍的房间。通过这些具体而鲜活的“地方故事”，我们反而能看到更普遍的人类情感。这个视角，是对单一现代性叙事的重要补充，是文学保持其丰富性与多样性的根本所在。
再次，从重构写作坐标系的角度看，地方性写作常常被称作“野路子”，而高校象牙塔里的研究，被大家视作“正路子”。那么，地方作家应该如何定位自己？这次交流给了我们启发：理想的文学生态，应该是创作与理论的相互滋养。
对于地方作家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写作坐标系。一是“向下扎根”，继续沉入生活现场，去触摸人物的精神内核，让每一个故事都成为丈量时代体温的标尺。当然，也不能把乡土要么写得太浪漫，要么写得太苦难，要保持作品的真实温度与野性。二是“向上生长”，拓展认知的边界。高校专家学者们对“新乡土文学”“新现实主义”等理论脉络的梳理，为地方写作提供了接入文学史传统的通道，使其创作从“写什么”的本能冲动，迈向“为何写”以及“如何写得更好”的方法论自觉。
这个过程，并非是让“野路子”变成“学院派”，而是让两者相互借鉴，实现“合谋”与“合体”。理论研究为创作提供深度和视野，创作为理论研究提供鲜活素材和创新勇气。好的文学，既要有泥土的芬芳，又要有星空的照耀。
我们欣喜地看到，“资阳·蜀人原乡作家群”正将“原乡”作为精神原点，从蜀地文明的土壤中蓄势而起，从濛溪河万年文明的回响里，将沱江风土与巴蜀文脉熔铸于笔端。从唐俊高的作品研讨走进中国作协，到欧阳明荣获“小小说金麻雀奖”、舒朝水文学评论专著获得省文联“百佳推优奖”，再到王平中、吴杰、梁朝军、汪古翔等作家在各自领域的成就，都展现了资阳这支文学新军的活力。
借用一句话来类比：“双向奔赴的，才是爱情。”这次高校研讨会，正是文学与时代、创作与理论的一场“双向奔赴”。我们希望，这种交流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成为常态，建立起“基层—课堂—创作—研究”的良性循环。
让高校的智慧之光照亮民间的生动故事，也让民间最最丰沛、最最生动的声音，能够攀上文学理论的枝头，打动更多的人心，绽放出兼具地域特色与普遍关怀的文学之花。最终，在中国的文学天空里，勾勒出那个独属于我们资阳“蜀人原乡”清晰而璀璨的精神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