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阳市雁江区，我的家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面墙，应算得上建筑古迹吧。
位于城北的一条小巷是我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或许这条小巷太僻静，又或许是我太不善于发现美，到现在都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名字。不过那一面墙，我却是注意很久了。它静静地伫立在小巷一隅。一堵颓坯的墙，墙身为土黄的砖瓦色，建筑风格颇具清代的庙宇之风，上面隐约拓着“万白宫墙”四个大字，墙上攀藤萦绕着一些不知名的绿色植物，墙体已经古迹斑斑，这是资阳文庙的一个遗址，百年建筑从历史岁月中走来，述说着资阳城隍庙等古建筑的前世今生，没有任何金碧辉煌闪闪发光的门面和特点以招徕游客，它只是一面单薄的墙，朴实到甚至连资阳人自己都已将它遗忘。
这堵墙将小巷与另一边的繁闹浮华隔开来。它静静地接受着时光的打磨与洗礼，目睹着资阳一隅历史的沧桑，我多次在回家的途中停下，肆意在脑中构建和想象着它昔日的风貌。昔日鼎沸盛事，如今过眼云烟。人们每天在它身边来来往往，却都不曾想到，这面颓坯的墙背后，还蕴藏着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往事。
资阳城隍庙始建于贞观四年，后经清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四代数次大规模增修，建筑档次和规模均居巴蜀县级城隍庙之首。据传，资阳城隍庙里住着一个城隍老爷，是个与众不同的神王爷，不但灵验，有求必应，还爱听川戏，护佑戏人，对戏班名角唱将尤其厚爱。
据《资阳县志》载：“清嘉庆白莲之乱，封资阳城隍为‘显忠伯爵’晋号。显忠灵迹，远著本邑，于阴历五月二十八日演戏近两月，十分热闹，朝会观戏士女如云。”公元1748年前后，乾隆皇帝在京城听闻资阳城隍“护国佑民”之种种神绩，下特诏封资阳城隍为“显忠伯爵”，并亲笔御书“显忠大王”四字金匾，派专员执仪仗送往资阳，悬于城隍庙正殿。从此，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的城隍寿辰日，巴蜀百姓不论远近，皆蜂拥至资阳城隍庙祈福朝圣，庙会盛况数十日连绵不衰，并逐渐演变成一年一度“赛神四十二日”的四川庙会首席规模，风靡川渝两百多年。
随着资阳城隍庙会的兴隆，四川各地赶会演出的戏班也蜂拥而至，造成大腕云集、名伶荟萃的盛况。每逢城隍庙会，都会汇集成千上万的四方宾客，祈求保佑。热闹非凡的城隍庙会也就成为民间川剧艺人献艺谋生的绝佳场所，川剧“资阳河”也在这里萌芽。
“资阳河”流派源远流长，影响甚广，以资阳市雁江区为中心，辐射涵盖沱江、釜溪河、岷江三大流域的资阳、资中、内江、隆昌、荣昌、富顺、威远、泸州、宜宾、乐山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地大如两江汇合之处的泸州、宜宾、乐山；经济发达如盐都自贡、甜城内江、麻织中心隆昌和煤业中心威远，却为何偏偏命名“资阳河”？除上述乾隆皇帝御笔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据记载，洪雅高俊儒翰林酷爱文学，通晓音律，为与昆曲、秦腔、京剧媲美，借乾隆六十大寿之机，整理戏文、修改、创作高腔曲牌若干，再以重金聘请川内著名高腔艺人，积极排练之后率领入京，在颐和园演唱了四大功本戏之后一举成名，震动京师，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而如今的现代社会，人们将娱乐消遣全部交给了手机、电脑等新生工具，曾经让资阳人风光一时的川剧“资阳河”却已经进入博物馆，成了历史名词。物无法尽其用，只好被时代所遗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悲哀。叹惋之余，我更深切感受到，城隍庙与川剧资阳河文化的传承发展着实令人堪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重要标志。丧失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的贫困和落后，丧失传统文化则意味着民族的消亡。资阳这座小城市，共和国最年轻的地级城市，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地带，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却岌岌可危了。
我突然想起生活在北京的最后一位修笔老人。“等我死了，店也就关了”。没有徒弟，没有人愿意将之传承，手艺的退化和流失不可避免。
世界各地还有各种各样正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苦苦挣扎濒临灭绝的文化。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还是传统文化的命运？
没有过时的文化，只有狭隘的眼光。戏剧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人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与向往，真善美、假恶丑都包含其中，酸甜苦辣，人生百味都可从中窥见，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寓教于乐的形式。川剧艺术不可能消亡，保护传承与创新是必然趋势。
如今，资阳各大戏班的努力有目共睹，资阳人彭登怀拜资阳河领头人朱俊臣为师，更将资阳河的变脸技艺传承下来并加之创新，发扬光大，甚至享誉世界。
川剧“资阳河”的传承、创新与弘扬，更是我们这代年轻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文化的继承不是全盘继承，而是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不是重新构拟该文化的历史，重复该文化走过的道路，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传统文化加之创新，赋予其时代的意义和眼光，在现代化的冲击与洗礼中不断地升华与完善，既适应时代发展，又保留自己的特色与传统，使其释放出应有的灿烂光芒。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康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