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国胜
炎夏，日头毒得能晒裂土坯墙。向日葵却追着太阳，开得疯野，金黄的脸盘子像是要把最后一点光都吞进肚子里。蝉在杨树上没命地叫着，声嘶力竭，像是要把天叫破。
初二学费单压在床席下，薄薄一张纸，却像块沉甸甸的青石板，压得老李家半个多月没有笑声。良子盯着自己磨破的鞋尖，里头的大脚趾不安地动了动。他猛地站起身，声音劈开了粘稠的空气：“我跟三叔收废品去。”
快到岔路口时，三叔停住脚，哑着嗓子，把各种废品能卖几分几厘，倒豆子似的说了一遍，留下一句“收购价自己看着办”，头也不回地扎进了山沟里。良子攥紧了手里那杆老式盘秤，木制的秤杆被手心汗浸得滑腻腻的。他拐进了另一条更窄的山沟，张了张嘴，那声“收废品——”卡在喉咙深处，变成一声短促的哽咽。
头几天，箩筐总是羞答答地空着。偶尔有几户人家拿出笨重又不挣钱的玻璃瓶，良子都像得了宝，小心翼翼放进筐里，那分量让他心里稍稍踏实了一点。
重量是一天天垒上肩头的。他很快摸出了门道：死沉又不值钱的破铜烂铁垫在筐底，压分量，也稳重心；轻巧些但显眼的锑锅、胶鞋、成捆的纸壳子则码在最上面，装点门面，招揽顾客。起初，那根柏木扁担无情地啃咬着少年稚嫩的肩皮，火辣辣地疼；后来，那片皮肉变得麻木，失去知觉；再后来，血痂凝住，汗衫每一次和肩膀的摩擦分离，都带着撕扯的钝痛，像是活生生揭下一层皮。空筐去，满筐回，那重量每一天都在丈量生活最赤裸的深度。
一天上午，日头正毒，良子忽听有人叫他。抬头一看，竟是念高一的大毛，他也挑着一副担子，衬衫湿透地贴在脊背上。“良子！”大毛咧开干裂的嘴，露出一口白牙，“家里也没辙了……”
有了伴的路，似乎短了些。大毛脑子活络，嗓门也亮，担子总是先满，他便常常折返回来，把良子筐里一些分量重的废品匀到自己那边。两个少年的脊背被压成同样的弓形，汗水砸在黄土路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坑，旋即又被晒干。地里的向日葵在暑气蒸腾中沉默地站立着，金黄的花盘追随着他们艰难挪动的脚步，像一种无声而固执的抚慰。
初出茅庐，良子和大毛也窥见了江湖。那个叫老歪的，是个老油条，过秤时偷偷在秤砣上吸了磁铁。在收一个瞎眼老农的废品时，秤杆高高翘起，报出的斤两却轻得可怜。更不堪的是他趁村民家里没人，把人家水缸上的锑瓢劈成两半，顺手装进了蛇皮袋里，转身就溜。
卖废品给供销社，是最后的关卡，也藏着最后一点赚头的玄机。快到那排红砖房时，同行的男人们默契地停下，寻个僻静角落，将收来的旧棉絮、破纸板摊开，拎起路上备好的水桶，哗啦泼上去，或是背过身，掏出家伙，用一泡黄尿增加分量。然后，再用些相对干爽的废品巧妙包裹，撑起门面。三叔用胳膊肘捅捅良子：“愣着干啥？都这样！”良子和大毛心里像针扎了一下，他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抗拒，最终只将自家干爽、实在的废品，默默地递进了收购窗口。
卖完废品，已是半下午，饥肠辘辘的一伙人聚在街边饭摊。一碟炸得焦黑的花生米，一盘肥多瘦少、油汪汪的猪头肉，男人们就着廉价的散装白酒，能咂摸上老半天，天南地北把牛吹上了天。良子和大毛捧着海碗，将米饭扒得干干净净，菜盘的油汁都用米饭擦净了，亮得照人。汗水、尘土、酒气和劣质烟草味包裹着他们，可他们扒饭的间隙抬起头，互相看了一眼，眼睛里却有着一种亮得惊人的光。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夏日，镇政府崭新的会议室窗明几净，空调无声地送着冷风。“李局长”“毛总”的客气称呼此起彼伏。良子已是县发改局的副局长，此次受邀回乡参加乡贤助力发展恳谈会。旁边坐着气宇轩昂、微微发福的大毛，他已是省里知名的中药材贸易公司老板。
会议中途茶歇，两人默契地走到巨幅的落地窗前。忽然，大毛用胳膊肘碰碰良子，低声笑道：“喂，李烂货，还挑得动担子么？”良子闻言一怔，随即回敬：“毛废品，你那些名贵药材，别是拿烂纸皮冒充的吧？”
两人对视片刻，同时爆笑，笑得眼角挤出了泪花，笑得周围衣着光鲜的人们投来莫名其妙的目光。窗外，不远处的示范田里，大片大片的向日葵正开得肆意奔放，金黄的花海在夏日的热风中剧烈地摇曳，花枝乱颤，仿佛也在陪着他们一起，经历着这场无声而又汹涌的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