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森林
我们家的端午节，在母亲的操持下，一向过得颇有仪式感：门楣上挂菖蒲艾草，几姐弟穿“五毒衣”，涂雄黄酒，中午吃荷包子。
节日前一天，母亲就到村口小溪里割来菖蒲，去山坡上采回艾草，早早挂在门楣上。挂不完的，分送给左邻右舍。
门楣上为什么要挂菖蒲艾草？母亲的说法是，张献忠剿四川，杀人如麻。入简州境内，路上见一妇女身上背着个孩子，手上牵着个孩子，急匆匆赶路，张献忠叫住问她跑什么。妇女说，魔王张献忠来了，见人就杀，赶快逃命吧。张献忠问，为何背着个大的，牵着个小的？妇女说，大的是哥嫂的娃娃，哥嫂死了，娃娃这么小就没了爹娘，好可怜，所以背着；小男孩是自己的娃娃，好歹有娘在身边，就牵着。张献忠被妇女感动，叫她不必再跑，回家在门楣上挂上菖蒲艾草，就会没事。妇人回家照办，果然躲过杀戮。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后来家家户户就在门楣上挂菖蒲艾草，躲过了灾祸。久而久之，便成了习俗。故事不大经得起推敲，姑妄听之。
有人说，菖蒲艾草是药材，芳香通窍，挂在门口能杀虫灭菌，驱邪气，倒还有些道理。不过，为什么要在端午节挂呢？有中医师在端午节取蟾毒，说这天取的蟾毒，治疮毒效果最好。为什么要在这天取，也跟挂菖蒲艾草一样，值得探究。
过些日子，母亲摘下菖蒲艾草，煎水让我们洗澡，说洗了不会生病。那水有股淡淡的药味，清香淡雅，我一泡进水里，就不想起来。有没有效果，很难印证，我倒是没得过皮肤病。
这天，我们还要穿“五毒衣”，黄底色衣服上面，绘了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五种毒虫图案。农历五月湿热重，人们称之为“毒月”，说是端午节这天，给孩子穿上五毒衣，可以辟邪去秽，健康成长。衣服每年只买一件，给大姐穿。大姐去年穿过的给二姐穿，三姐穿二姐的，我穿三姐的。穿上能不能辟邪，不可考，反正大家都在穿。
小孩子还要抹雄黄酒，额头、耳窝和鼻尖上都抹。我很不愿意，要擦掉。母亲说，涂了蛇就不敢上你床。我最怕蛇，只好留着。剩下的雄黄酒，母亲就拿去绕房子洒一周，说能防蛇。显然没效，之后不久，我和父亲都看见一条菜花蛇，在房梁上爬行。
所谓蒸荷包子，就是蒸笼里垫荷叶，把和好的面粉一股脑倒上去。蒸好划成若干块，蘸着黄糖水吃。那时候，黄糖是定量供应，端午节和春节才有。
麦面是自己磨的，湾里有公用磨子，早提前修好了。磨出来的面粉，要用篾筛筛一遍，篾筛眼子大，筛出来的面粉比较粗糙，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丝箩倒是能筛出细面来，日子不富裕，谁也奢侈不起。
面粉要提前挼好，发酵一晚上。酵头是自己留的，这次发酵好的面团，留一块下次用，便是酵头，越久越好。用这种酵头发酵，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酸味，蘸上黄糖水，那酸酸甜甜的味儿里，透出一股麦面的清香，美妙极了。那记忆死死烙印在脑海里，一辈子忘不掉。
包子蒸好，趁着热气腾腾，划成小块，母亲拿几只碗，每碗装上两块，叫我往叔叔伯伯家送。婶娘笑眯眯接了，也不还碗。不多会儿，别人家的荷包子也送来了，碗是我那只。我不太明白，荷包子都是一个味儿，为何要这么送来送去的？母亲摸着我的头说，你长大就懂了。
最让人快乐的，是这天没作业，大人也不给我们安排活路。吃过午饭，我们便穿上“五毒衣”，到生产队石板晒场上玩，或者抽陀螺，或者滚铁环，或者斗鸡。吃晚饭时，大人叫无数次也不回去，疯玩到天黑尽。这天，好吃好穿好玩，是难得的快乐时光。端午一过，只能盼过春节了。
后来，我和妻子老谢在镇上工作，把父母接上街。街上的端午节，没有乡下那么郑重其事，过得比较潦草。肉是要割一点的，不给孩子涂雄黄酒，也不吃荷包子了。在母亲的坚持下，保留了挂菖蒲艾草的习俗。
母亲七十二岁时，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一时清醒，一时糊涂。有时认不得人，有时上街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的端午，连菖蒲艾草也懒得挂了。
1998年，母亲病重，天天输液，已经几天茶水不进。那天，她忽然跟我说，想吃荷包子。老谢赶紧买来两斤面粉，拿泡打粉发酵，也去乡间摘了荷叶。蒸好切成小块，端到母亲面前。母亲拿起荷包子闻了闻，看看碗里的白糖，说不想吃。我想一阵，明白了，原来母亲是要吃原汁原味的荷包子。
我去街上挂面坊，弄来两斤粗麸面，到邻居家找来老酵头，连夜挼粉。第二天蒸好，送到母亲面前，蘸上黄糖水喂她。她咬一口，脸上带着微笑，点了点头。吃下一小块，含笑闭上了眼睛。那天正是端午节。
进入新世纪后，一家人进城居住。我们的端午节，在老谢的操持下，恢复了门楣上挂菖蒲艾草的习俗。餐桌上有鱼有肉有粽子。粽子是到市场上买的，豆沙、八宝、蜜枣、咸鸭蛋、鲜肉、腊肉、香肠，各种口味应有尽有，任由挑选。
望着桌子上，感觉是端午，又不是端午，老是提起荷包子。去年，跟朋友上街，看见一个游动摊贩推着蒸笼，高叫卖荷包子。我们兴致勃勃买一块，却吃不出那个味儿了，很是扫兴。
如今，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选择也日趋多元，春节都过得索然无味，何况端午节。在浮躁的环境中，如若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过一过传统节日，也许还会找到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