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杰
近期，资阳人孟基林穷尽十数年的心血，编著出版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蜀源四万年》（成都时代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书稿大胆的论断、细致的推敲、合理的想象、丰富的论据，让人一叹三咏，虽不至于舞之蹈之，却让人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感。
全新的视野或许提供了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钥匙
《蜀源四万年》从文化角度围绕距今四万年前“资阳人”的出现，追根溯源、抽丝剥茧，提出了“古蜀为早期先夏中央帝国雏形”“三皇五帝在蜀川”等十三个颠覆性观点。它全新的视野、翔实的资料、大胆的论断、优美的文笔，读后让人觉得所有这一切并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
一直以来，都有着中华文明西来说、黄河文明中心说的说法，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均为化外之民，或根本不存在文明。这些说法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特别是古蜀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挖掘，遭到了很多专家的质疑。郭静云在《中华文明起源新论：长江流域是中原文明发祥地》（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4日）便提出：“中国原生农耕文明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尤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国家文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高大伦在2021年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长江文明中心在不同时段有所转移”“三星堆是商晚期（3300年前，以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到周早期（2800年前，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文明中心。”而《蜀源四万年》则进一步根据“资阳人”走进成都平原，对古蜀三星堆文明基本特征的分析，对古蜀都城的探秘，提出了“古蜀三星堆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唯一源头”“古蜀三星堆文明是人类祖源地辉煌智慧的文明结晶”的猜想。这些猜想的提出，是基于对古蜀文明的探寻，基于对三星堆遗址发掘器物的研究，颠覆了许多传统观点。特别是作者以全新的视野梳理了三星堆文明的前世今生，总结了三星堆文明的六大特征和亮点，提出了“三星堆也应该是夏的老巢，三星堆成为当时的祭祀中心”等重要论断，具有一定的道理，为揭秘三星堆背后的古蜀文明提供了重要参考。
丰富的史料有力佐证了古蜀文明的历史价值
随着古蜀三星堆、金沙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出土，古蜀悠久文明的存在，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于解开华夏文明源头具有极其重要价值。《蜀源四万年》一书以“资阳人”为起始点，详细探秘古蜀文明。书中所述“资阳人”其实就是开创了古蜀文明的古蜀人的代称。在佐证古蜀文明的历史价值方面，《蜀源四万年》除了用大量的史料和考古最新发现进行论证外，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
作者采用二重证据法，从文字学的角度对“蜀”字进行分析，提出了“蜀夏一家亲”的观点。他认为商甲骨文的“蜀”是“夏人的原型，是没有被诬蔑的大眼睛饲蛇操蛇之蜀为夏人祭司”。而周金文以后的“蜀”“正是夏字的本字，夏字是商代对这强大的大眼睛国人（蜀）的诬蔑变体字”。最终，作者得出结论：“周以后蜀、夏两字实际上是一个字。”这不仅将古蜀文明和华夏文明进行了有力链接，在文字学意义上也是一个重要发现。
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撰文将三星堆遗址与彝族文化相联系，希望能破解三星堆的秘密。《蜀源四万年》作者也是想通过对彝族历史文化的探寻，来寻找古蜀文明的真相。关于蜀夷的关系，他从古彝文传承谱系的角度对古蜀文明进行研究，认为“夷只是今天一个部族称谓而已，但他是‘资阳人’在古蜀万千分支中最特殊的一支，保留着难得的早期文字、谱系和神话，成为人类史研究的活化石”。实际上，2021年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也再次论证了这个研究方向的合理性。
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和心血研究古蜀文字。古蜀文字是否存在，这是一个至今在学术界都争论不休的问题。作者认为古蜀文字是存在的，“仅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文物来讨论古蜀国文字不恰当。民间很多收藏家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甲骨上、树皮上、蛤蜊壳上有许多文字，这些文字都是方块字，是篆字。”探索古蜀文字，不能仅仅依靠目前的考古成果而妄下断言，应该跳出狭隘的发现，用大思维来看待巴蜀文字。为此，他还列举了古蜀玉器、资阳天台山铜印、禹王碑等器物上面至今未被破译的文字，进而提出“被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大量殷商甲骨文，它们所保藏记录的，未必只是殷商时的王朝档案，未必就没有夏朝的历史遗存。甲骨文不是商朝首创，更大可能是学习来自夏人的烧龟牛骨而刻甲骨文卜辞”。
独特的观点为打造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蜀源四万年》最独特的观点，是站在“资阳人”的角度，提出了“资阳人”是古蜀文明源头的颠覆性猜想。作者以《山海经》《尚书》《汉书·地理志》记载为依据，分析沱江河的源头、走向，指出沱江与岷江有着久远的血缘关系，认为沱江是“资阳人”的母亲河，进而提出“是四川盆地独自承载早期人类发展，是‘资阳人’延续了人类种苗”。这是对“资阳人”历史价值的重要阐述。
对昆仑山“前世今生”的分析，作者认为是“资阳人”开启了昆仑纪文明，而昆仑纪文明“最完整地保留了人类文明原始时期的底层思想内涵”“是人类最典型最精致典型的农业文明”“是指引未来人类文明的路标，化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破局的密匙”。他认为，面对当前东方和谐文明与西方强权文明的对抗时，要找到对接点、兼容点和思想融合点，“破局的关节点必须回到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这正是我们梳理‘蜀人原乡’远古文化的动力和目标所在”。这是以孟基林为代表的资阳人对打造“资阳人”文化、“蜀人原乡”文化的原动力所在，是以小而见大、以古而论今、以近而及远的文化传播和张扬。
对古资国的探究，是打造“资阳人”文化的重大举措。根据对帝尧九子姬曾在沱江河流域资阳段治理洪水、治理资国的传说，作者从“资”字的考据、资国的历史进行了考证，认为“‘资阳人’的发掘地是帝俊女娲时代的古资国”，进而追根溯源，推测资阳是最有可能发现古资国遗址的地方，并呼吁相关部门观察和保护这些区域。这是作为一名资阳人，对打造“资阳人”文化的深切呼唤，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另外，作者提到，雁江区忠义镇苌弘溪西山石上的“纵目女像”、孔子溪上游山石上的“纵目男像”等岩画应该引起资阳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既要采取保护措施，又要做好研究。若能从年代、画像特征等分析出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有关系，无论是从打造“资阳人”文化，还是探究三星堆文明之谜，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对“资阳人”研究的现实价值进行了专章阐述。在对“蜀人原乡”文化的解读中，找到重振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的现实启迪意义。他认为的原乡“是一处人类种群的诞生地、栖息地、成长地、发展地，是人类种源延续、生命进化、体格健全、文明起步、思维突变的诺亚方舟，精神皈依的伊甸园”。
《蜀源四万年》是令人兴奋的，它提出的“四川盆地就是伊甸园”“夏商周即蜀商周”等观点是新奇的、独特的、引人深思的；揭示距今四万年前的“资阳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与古蜀文明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令人赞赏的。作者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对那些沉迷于华夏文明西来说、非洲起源说等历史文明谬论的人予以了“棒喝”，对历史的真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论证和探寻。
霍尔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以此献给《蜀源四万年》的作者孟基林先生，也献给已经捋袖揎拳、准备大骂一场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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