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才
参加雁江区文联组织的创作采风团，来到宝台镇春天沟村的“红薯现代农业示范园”参观。站在高高的坡顶放眼望去，四面沟沟岔岔里紫色沙土成片相连，灌溉水管纵横交错，占地面积5000余亩的红薯示范园十分壮观。塑料大棚里，刚种下的薯种正在吐出新芽。这里培育着“七里香”“尤特211”等9种优质红薯的种苗。示范园与四川省农科院合作，创办了红薯产业发展院、红薯专家工作站。种红薯居然拥有强大的科研团队支撑，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难怪这里出产的“蜀色薯香”“清水香苕”等品牌红薯在市内外广受欢迎，被纳入四川省“十四五”现代种业发展规划。
小小红薯给春天沟带来了巨大变化，使这个原本干旱缺水、土地贫瘠的丘陵腹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声名鹊起；这方乡民日渐富裕，过上了小康日子。山下，星罗棋布的小洋楼便是明证。站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红土坡上，思绪万千，我不禁向东望去，距此不到10千米的山峦之中，便是我的老家清水村。一样的丘陵沟壑，一样的红土，一样的缺水，土地一样的贫瘠，一样的主产红薯。关于红薯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翻滚着波浪。
在20世纪70年代大集体时期，进入农历十月，村里家家户户便忙着“淘窖坑”，所谓“窖坑”，便是储藏红薯过冬的土坑。坑口小到仅一人能上下，往下越挖越大，圆弧形向四周扩张，身子类似于泡菜坛子，但底部平坦。每户人家的“窖坑”大小不一，大的可藏三五千斤红薯，小的也能藏千斤左右，主要依据家庭人口和生产队能分多少红薯而定。大户人家还有多个“窖坑”。挖“窖坑”像极了挖地道，深度吸引小孩子参与，在“窖坑”刚挖不久时，大人不便下去，都由半大孩子负责掘进。短把锄头在手中挥舞，想想电影《地道战》的种种场景，干起活来特别卖力。挖到一米左右深度时，便由大人下去施工，小孩子则在地上负责运土。每年农历二三月间，家家户户的“窖坑”便见底了。此后历经夏秋，“窖坑”多半会被雨水浸泡，因而到红薯大量收获时，便要“淘窖坑”，也就是对“窖坑”进行维修，以便再用。
红薯是农村人半年的口粮，即便是红薯皮或劣等红薯也是喂猪的好饲料，所以，家家户户对红薯都格外重视。生产队挖红薯时，是边挖边分配。一杆大大的木杆秤把两只装满红薯的箩筐一钩，一二百斤的红薯便记到了会计的账上，再由负责送红薯的壮劳力往会计挂在身上的布包里掏出写着户主姓名的竹牌，这挑红薯便有了主人，将由壮劳力送到户主的“窖坑”里。这也是生产队唯一能直接分配给社员的食物了。其他如小麦、稻谷、玉米乃至花生、豆类都必须按照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秩序分配，往往在保证了国家的公粮，留足了生产队储备粮和种子之后，分配给个人的细粮便屈指可数了。
我们家由于是一工一农的家庭，父亲在工程兵部队当木工，是穿军装的工人，家里劳动力缺乏，仅靠母亲一人挣工分供大小五口人分粮，因而年年补工分钱不说，口粮还分得很少，往往是别人家用大箩筐挑谷子回家，我们只需要两三个扁背篓就行。红薯也分得少，我们家的“窖坑”也小，只能藏一千斤左右红薯。即便红薯少，一冬三个月吃红薯那记忆也永生难忘。那时红薯作为主食，不外乎是红薯汤、红薯稀饭、红薯干饭、蒸红薯、煮红薯丝。而佐餐的则只有泡青菜或辣椒酱。饭后一两个小时，胃里便开始冒酸水，酸水直冲喉咙，冲得眼泪鼻涕齐下。每当这时，我便对红薯这东西恨之入骨，梦想有朝一日顿顿有白米饭吃。
记得上高中时，每个周末回家背口粮，也是一扁背篓红薯外加一二斤大米，每顿蒸饭时，一瓷缸子红薯里放上一小把米，那饭甜得让人反胃，而吐酸水更是让我受尽折磨。看到家住沱江边的同学蒸土豆吃，我便用红薯去交换，那午餐饭吃得格外香。谁知下午刚上完第一节课，胃里便翻江倒海，疼痛难忍，呕吐不止。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胃炎。打针吃药，送回家里调养。母亲想方设法搞到一点面条，吃了几顿病号饭后，胃不疼了，但却落下了慢性胃炎的病根。
自那以后，我对红薯心存敬畏，对土豆更是敬而远之。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不吃红薯绝不可能，为了让自己不挨饿，我听了医生的话，口袋里时常装着胃舒平片，吃完红薯马上嚼一粒，这办法真有效果。
尽管我对红薯有那么深的怨恨，但每年春节过后，家里便没有红薯可吃了，靠吃青菜、牛皮菜度日。吃这两样东西虽然胃不冒酸，但时常吃得让人清口水流。这时，便又想起红薯的好来，盼望着红薯多得吃不完。
年少时，对红薯只有感性认识，凭着个人好恶行事。由于常以吃红薯为主，农村人时常被城里人讥为“红苕猪儿”。那时，红薯不但是贫穷的代名词，还是耻辱的由来。我根本不知道，其实，红薯浑身是宝，它不仅能直接食用，还可生产淀粉，制造酒精……被誉为上帝保佑人类不受饥饿的食物。
红薯又称白薯、金薯、番薯，在四川大多称为红苕。原产于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和中美洲的墨西哥。15世纪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将其从美洲带回欧洲。此后，欧洲水手们又将它引种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1608年，我国长江下游发大水，水稻几乎颗粒无收。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丁忧在乡，他盘算着让老百姓种点什么作物应急，便想到了在江南地区还没有人种过的洋作物——红薯。这位优秀的农学家意识到，灾荒之年，亩产可达数千斤的红薯，将成为救命之粮。于是，便从老家福建莆田引入种苗。果然，这种既耐贫瘠、又易于管理、产量还极高的作物救了无数灾民的命。很快，这种插根藤子就会结出一串串甘甜块茎的红薯便遍种中国大地。
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村以红薯作为主食的日子逐渐远去，红薯从救命粮退而成为饲料和工业生产原料。在生活多元化的今天，更优品质的红薯成为了人们的保健食品和餐桌上花样翻新的点缀，给人们带来的是幸福和甜蜜。今天，更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大门路。
我恨过红薯，但我更爱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