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森林
1976年，生产队分得一个区棉花采购站的合同工名额，老队长说我是高中生，叫我去。虽然只有半年期限，也很高兴，毕竟是当工人。
到了棉采站，我被分去打包房当穿丝工，就是把一根根有扣的铁丝，穿进打包机顶压板木槽中，捆扎起来，让棉花成一个有棱有角的长方体。穿丝工的左右，还有两个缝包女工。
跟我一起穿铁丝的男工，记不得了，另一个缝包女工，也记不得了，那个叫清儿的缝包姑娘，却牢牢记得。
清儿个子高挑，身材匀称，皮肤白皙，眼睛大而清亮，梳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一笑就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漂亮得让人心颤。她是芦葭公社人，老家的人叫她清儿，我也叫她清儿。
跟我同寝室的曾大超是退伍兵，手上戴着一只上海牌手表，很打眼。当时，手表是紧俏货，就是杂牌山城表，也是一表难求。戴上海全钢防震表，得靠关系，让人艳羡。
我们吃过晚饭有两个活动选项，要么逛街，要么打扑克。石板场镇虽是区政府所在地，也就两条街。多数男工热衷打扑克，有的输烟，有的输饭菜票。
我们寝室里不打牌。一下班，大家就东倒西歪躺在床上，天南地北摆龙门阵。摆龙门阵是个技术活，有人一件小事可以讲半天，有人却茶壶里装汤圆——有货倒不出来。我读过几本书，就前唐后汉满嘴跑火车，难免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反正没人“顶黄”，只管信马由缰讲。
清儿拿着手工活，来我们寝室串门。她跟大超同大队，又跟我同工作台，串门在情理之中。见我在讲故事，她就坐下来听。
听众中多一位红颜，我更有积极性，就搜肠刮肚找故事。边讲边偷眼看清儿，见她笑吟吟看着我，越发讲得起劲，唾沫横飞。多讲几天，山穷水尽了，我就到街上书摊租书看，现炒现卖。
第一个月领工资，三十四元，感觉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想要是有一只手表，在清儿心里肯定会加分，于是暗暗下决心，攒钱买手表。
一天，我跟大超说，等我存够了钱，想麻烦他帮忙买只手表。他笑笑说，他买这只表挺后悔的，几个月合同期满，回家当农民，戴个手表干农活，逗人家笑话，要是我想要，就让给我。我喜出望外，又满脸愁云，说手上钱不够。他说刚买的新表，一百二十元，戴了两个月，给一百就是。手上有多少给多少，其余的慢慢给。我高兴得跳，当即拿出五十元给他。
自己有了手表，袖子挽得老高，差不多到手肘了。清儿第一时间发现我手上的变化，问我啥时候买的。我笑眯眯看着她，差点说出口，是为了你才买的呢。
父亲生日，少不得有客人来，李家湾几个长辈也会来陪客，我请假回家。清儿问我好久回来，我说恐怕两三天。她说，早点回来。我听着这话，心里好温暖。我发现，清儿那双眼睛看我时，有了变化，又说不清变化在哪里，总觉得它像一口深潭，碧波荡漾，又深不见底。
我回到家，眼前老是晃动着清儿的影子，做事丢三落四。晚上做梦，全是她。客人还没有散尽，我就提前回了棉采站。
棉花收完，大多数合同工遣散了。打包房留了一部分合同工，我留下了，清儿也留下了。
下雨了，凛冽的风中飘着雪花。裹紧被子沉沉睡一夜，房子全白了。一眼望去，山野白茫茫一片，其间点缀着树身和崖壁的黑影。
这天，打包房检修机器，我们放假。我约清儿去爬山看雪，她同意了。我们看雪，玩雪，一路嬉笑聊天。到山顶，除了满眼的雪，就是我们两个人，连一只鸟也没有。这时候，我多想永远定格这个世界啊。忽然，清儿抓一把雪，捏成团子往我身上砸，我也抓起一把雪，往她身上撒。于是互相撒雪，笑声飘荡在山野。
清儿说，同学要嫁人，她要去参加婚礼，叫我把手表借她戴两天，洋盘一下。我当然乐意。
清儿回来，给了我几颗喜糖，还带着体温。我给她两颗，她剥开一颗递给我，我也剥一颗给她，她吃了。她要还表，我说，想戴就戴着。她说，怕人家笑话。我戴上手表，偷偷闻了闻。晚上躲在被窝里，又偷偷闻。
棉采站又要下一批人，清儿在其中，我还要被留用一段时间。分别不是太突然，早有预期。但听到消息时，我还是惆怅满怀。正靠在床头满腹心事，清儿进来了。她送我一双鞋垫，说是自己纳的。我拿过垫底，图案是绿叶荷花，很漂亮。我放进鞋子，不长不短。我拿眼睛问她，她指指我床下的鞋，说四十码。我留她坐，想跟她掏心掏肺说说话，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站一会就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说，明天送她回家。她摆摆手，说她哥要来接。
我连夜给清儿写信，把想说的话全写在纸上。不好意思亲手交给她，就问清她家地址，贴上邮票，往她家里寄。
第二天，她哥果然来了，皮肤黧黑，矮小敦实，跟清儿一点不像兄妹。他推着一辆半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走路有点“盘”。我帮着把被子和布包绑在后架一侧，送他们出大门。她哥骑上自行车，清儿紧跑两步，一抬屁股，坐上了后架。我朝她挥手，她也向我挥手。我看着她身影一点点变小，直至消失在公路的尽头，有种说不出的失落。
清儿一走，我丢了魂似的，想哭。我天天去办公室，找清儿的回信，总是空手而归。我希望有一天，她忽然来棉采站，可她没有来，一直没来。
又是一场冷雨，我一个人去爬山。走在和清儿一起看雪的路上，想起我们玩雪的情景，仿佛又听见了她清脆的笑声。想起她戴过的这只表，抬腕又闻。我遥望清儿家乡的方向，灰蒙蒙一片，分不清是天矮，还是山高。
收不到清儿的回信，我猜测了若干种可能，不死心，又给她写信，仍然毫无音信。我写信给大超，问清儿的情况。他说，清儿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有母亲和姐弟三人，家境比较困难。她是老大，妹妹读初中，弟弟读小学。去年，别人给她介绍了个男朋友，在公社铁器社打铁，准公公是公社干部，许诺结了婚，给她安排个工作。我忽然想起那个骑自行车来接她的人，肯定就是铁匠了。
往事如烟，一晃就是四十多年，我一直没有清儿的音讯，也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现在过得好不好。她送我的那双鞋垫，我一直没舍得用，至今还留着。如今，这只老旧的上海表，我还一直戴着，天天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