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益君
那“吱呀”声又响起来了。不是真的听见。是在梦里，在恍惚的午后，在某个似曾相识的瞬间，那声音便从记忆的深处浮上来，悠悠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拨动时光的琴弦。
老屋的天井总漏着光。四方形的天空被屋檐裁成一块青灰色的布，阳光斜斜地打下来，刚好落在堂屋门口那把藤椅上。椅子是祖父年轻时买的，据说走了很远的路，从镇上的集市背回来，一路上的尘土都落在了藤条的缝隙里。祖母说，那年代能有一把藤椅的人家不多，祖父把它当作宝贝，每晚都要用湿布细细地擦拭。
藤椅的扶手被磨得发亮，手放上去，滑润润的，像摸着一块温热的玉。椅背的弧度正好贴合人的脊背，坐下去，整个人就陷进一个妥帖的拥抱里。藤条编织的纹路清晰可辨，纵横交错，每一条都绷得紧紧的，承载过太多人的重量——祖父的，祖母的，父亲的，我的，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亲戚邻居的。
祖父在世时，藤椅是他的专座。他喜欢坐在上面听收音机，评弹，京剧，或者只是天气预报。夏天的时候，他赤着膊，摇着蒲扇，藤椅的“吱呀”声就和蝉鸣混在一起，成了夏天特有的背景音乐。我常趴在他膝头，看他的喉结上下滚动，听他讲那些我永远听不厌的故事——他年轻时的闯荡，祖母年轻时的美貌，父亲小时候的顽皮。藤椅也配合着，随着祖父的语调，发出或急或缓的声响。
祖母总说这椅子该修了。可找遍了镇子，也没人愿意接这活。“现在谁还修藤椅啊，买把新的才几个钱。”木匠师傅这样回绝。祖母叹口气，用麻绳把松脱的地方重新绑紧，将就着用。那麻绳打了许多结，像伤口愈合后的疤痕，丑是丑了些，却结实。
祖父走的那年冬天，藤椅空了出来。它安静地待在堂屋角落，蒙了灰，失了人气，连藤条都显得松弛了。偶尔有客人来，父亲会把它搬到太阳底下，掸掸灰，自己却不坐。有一次我看见父亲站在藤椅前，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他没有坐下，站了很久，最终转身离开。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老屋去外地读书、工作。每次回去，都要在那把藤椅上坐一坐。它变得更旧了，藤条断了几根，露出里面的木架。坐上去，“吱呀”声更响了，像是在抱怨，又像是在欢迎。我的身形比小时候大了许多，藤椅显得局促，可那种妥帖感还在，像是它还记得我的体温，记得我的重量。
祖母去世后，老屋彻底空了。藤椅被搬到了二楼的阁楼，和那些旧木箱、老钟表堆在一起。最后一次回去收拾屋子，我特意上了阁楼。阳光从气窗斜斜地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藤椅安静地待在那里，像一个等待被唤醒的梦。
我小心翼翼地坐上去。“吱——呀——”那声音响起来，在寂静的阁楼里格外清晰。不是尖锐的，是沙哑的，带着锈迹和灰尘的质感。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不是椅子，是时间本身。那些坐在藤椅上听故事的日子，那些夏夜的微风，祖父的蒲扇，祖母的绿豆汤，都随着这一声“吱呀”回来了。
我就那么坐着，听藤椅慢慢地、一下一下地响着。每一声都不一样，有的长，有的短，有的高，有的低。它们连在一起，像是某种古老的方言，在说着一个只有我能听懂的故事。
后来老屋拆了，藤椅也不知所终。可那“吱呀”声还留在我身体里，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有时候走在陌生的城市，听见风吹动旧窗棂，听见自行车链条的响动，听见任何一种类似的声响，我都会停下来，侧耳倾听——是不是那把老藤椅，又在时光的某个角落，轻轻地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