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玉晔
据说，曾有年轻人问汪曾祺怎样读书，他回答：“古今中外，乱七八糟。”但凡读过汪老文章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回答很“汪曾祺”。
汪曾祺信奉“开卷有益”，他读书很杂，对节令风物民俗、方志游记、草木虫鱼、书论画论相关的书都有涉猎。作为一名作家，他坦言自己读的杂书远远多于文学作品，甚至能从一本老黄历中获得好处。很多人说，读书是为了增长见识。他却认为，读书最大的好处是休息，“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这种说法透着知识分子的闲适。当然，他并不否认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却不能总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去读书。对作家来说，反而读杂书更有利于学习语言，因为杂书的文字比《文选》之类的专业书更自然、更有情致。此外，他不忘从书论、画论中学习创作的底层逻辑，可以说这个做法非常明智。
除了杂，汪曾祺还主张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他的阅读是从读笔记和游记入手的，他说这类书的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直接影响了自己的写作语言风格。除了读杂书，他建议想成为作家的青年读书要有所侧重，充分了解自己的气质。方法之一就是看自己喜欢读哪一类作家的书。顺眼的、能看进去的就继续读；看不进去的，不必强求。比如，他自己不喜欢读巴尔扎克，便说：“我承认他很伟大，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你其奈我何！”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几乎读完了老师沈从文书架上的书，从中发现最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他们的气质很相似。
汪曾祺在买书方面非常务实，他年轻时喜欢买书，因为条件有限，大多买打折或地摊上的便宜书。他说读廉价书的好处除了省钱，还可以随便在书上圈点批注，没有心理负担；再就是，书弄丢或别人借去不还也不心疼。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以前看新书不舍得动笔，偶尔用铅笔划条线都有一种负罪感，导致看完一本书很长时间还跟新的一样，当然，大脑里也还是一片空白。
汪曾祺还有几条读书经验也很实用：
第一，喜欢的书反复读。抗战期间到乡下避难时，他随身带着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选集》，避难的半年时间里，他反复读这两本书，由此走上文学道路。这种“少而精”的读法，比走马观花读一百本书都有用。
第二，不动笔墨不读书。高中时，汪曾祺曾买回一套《词学小丛书》，常常一首一首地用寸楷行书抄写，这种方法既读了词又练了字，可谓一举两得。
第三，读书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汪曾祺感叹很多人读书“用即不错，问却不会”，比如使用人物和典故时，不知道它们的出处和前因后果，这种浅尝辄止的读书，白白浪费时间。
第四，读了书要输出。他说，读书是为了写作。写读后感或读书笔记都是很好的输出方式。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我把汪曾祺的读书经验总结为两点：一是自在读书，二是读了书要为自己所用。如今读书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方式，而在于体现自己的主动性，想读什么、怎么读、读到什么程度，自己说了算，这比被动接受信息推送、被算法和流量“投喂”，来得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