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明富
四爷不是郎中。腰间从没悬过药箱，也不会摆出“望闻问切”的架势，却揣着一门独手艺：治“撑耳环”。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医书上说的腮腺炎。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村缺医少药的日子里，那是难得的一抹暖意。
我小时候就得过这病。耳垂下方的脖颈肿起一颗滚烫的硬结，胀痛顺着脖子往上窜，半边脸都变了形。咽口水像吞刀片，张口说话也得咬着牙。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蒂扔了一地，终是叹道：“去找四爷吧。”临出门，他攥着我的手叮嘱：“记着带三炷香、一沓粗黄纸钱，恭敬些。”
彼时正是春耕。田埂上的泥土松软潮湿，远处传来犁耙翻动泥土的“吱呀”声。我循着声音找到四爷，他正牵着耕牛犁地，粗布褂子后背浸满汗水，裤脚沾满春泥。见我肿得变形的脸，他眉头微蹙，吆喝住耕牛，在裤腿上蹭了蹭粗糙的手掌，放下犁耙朝我走来。
那双沾满春泥的大手，带着田埂的温度，轻轻托起我的下巴。拇指极其轻柔地蹭了蹭我滚烫的肿处，细细打量后缓缓点头。他什么也没问，仿佛早已看透我骨子里的疼痛。
在刚翻过的田埂旁，他蹲下身，从旱烟袋里摸出火柴，“嚓”地划亮。橘黄色火苗映亮他布满皱纹的脸。他点燃粗黄纸钱，火舌卷着纸边发出“噼啪”轻响，纸灰随风落在泥土里。借着火光，他又点燃三炷香，青烟袅袅，带着淡淡的草木香飘向远方。
四爷双手持香，香头明明灭灭，映在他浑浊却坚定的眼里。他没有碰我滚烫的脖颈，只将燃香轻轻凑近肿处，指尖微颤着一圈圈虚绕，动作慢而郑重。嘴唇嚅动，念念有词，声音低得像田埂上的风，模糊却沉稳，似在对土地、青烟，也对着那段艰难岁月诉说。
念罢，他将未尽的香小心插在纸灰旁，挺直脊背轻鞠一躬，动作虔诚而庄重。
我蹲在一旁，看着三缕青烟缠缠绕绕，最终散进暮色。“晚上来家里敷药。”他拍去手上的灰泥，声音低沉却安心。随后扶起犁耙，吆喝着耕牛继续劳作，犁耙声与鸟鸣、风声揉在一起。
暮色渐沉，炊烟升起，我摸进四爷的土屋。屋子不大，却总是拾掇得一尘不染。土墙上贴着泛黄的旧报纸，墙角旧木柜上摆着几个药罐，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草药香。煤油灯悬在梁上，昏黄灯光里，四爷正坐在竹椅上捣药，石臼与石杵碰撞，发出“咚咚”轻响。
他面前的旧纱布上，晾着深绿色的药泥。后来我才从母亲口中听说，四爷每年初夏都会背着背篓，沿田埂、山脚采几种不起眼的野草，洗净、晾干、捣烂，调成那罐深绿色的药泥。
见我进来，他放下石臼，示意我坐下。自己弓着佝偻的背，借着灯光极小心地将药布敷在我滚烫的皮肤上。那双满是硬茧、嵌着泥渍的手，此刻轻得像羽毛。敷好之后，又用胶带细细固定边角。
那一刻，煤油灯光映着他的皱纹与白发。我忽然觉得，灯光连同他掌心的温度，比草药更暖。钻心的疼痛，也轻了许多。
不过一两日，肿包便消了。我跑去找四爷，他正在院子里晒草药。见我跑来，脸上露出朴实的笑容，眼角皱纹挤在一起，像田埂上的纹路。
那些年，村里谁家孩子得了“撑耳环”，都去找四爷。他来者不拒，分文不取。那门手艺，像田埂上的野草，默默守护着我们这些孩子，守护着那段艰难却温暖的岁月。
后来我长大离乡。为人父后，儿子也得过腮腺炎。看着医生开药、护士敷药，我才明白，当年的咒语与香纸并非关键。真正奏效的，是不知名的草药，是四爷藏在手艺里的善良，是那个年代最纯粹的温情。
四爷如今仍健在，只是年事已高，神志不甚清晰。他常坐在院子里，望着远方的田埂。有人问起当年的口诀与香纸的用处，他只是怔怔凝望，从不回答。
田埂上的香早已熄灭，那门手艺也渐渐被遗忘。但那煤油灯光、掌心温度与草药香气，始终亮在我记忆里。那光极淡，却暖得足以焐热往后每一次回望。我始终记得，那个普通的老人，用一门手艺、一份善良，温暖了我的童年，也温暖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那手艺从不是神奇的法术，只是一个普通农人的善意。而那份善意，像田埂上若有若无的药香：不浓烈，却足以飘散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