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飞燕
车子拐进村里时，海风就扑了进来，咸的，腥的，带着蚵壳墙被日头晒透的味儿。我是来看蚝宅的，却让一片走动的花园撞了个满怀。
那是个挑着海蛎的阿嬷，从小巷深处来。背佝偻着，步子却稳。叫我呆住的，是她的头——那哪是头发，分明是一座春天盘在那儿。茉莉素白，含笑鹅黄，三角梅艳红，层层叠叠，挤在银发上，盘成个沉甸甸的髻。辫子还凝着水珠子，在闽南的春风里，颤颤地晃。她走过身边，一阵清甜的香，混着海风的咸，奇异地钻进鼻子。我愣着，仿佛整个春天都随她缓缓挪步。
我跟着那团移动的花影，拐进另一条巷子。这才看清，檐下，门边，三三两两坐着许多戴花的女子。年轻的，年老的，都在梳头。原来，这叫“簪花围”。
一位阿嬷坐在自家门墩上，脚边竹篮里满是鲜花。她招手唤我近前。我蹲下，看那手粗糙，干裂，是常年劳作的痕迹，可碰到花，手却极轻巧。往那妇人乌黑的发根里一插、一绕，就钉住了。接着是白的、黄的，一朵接一朵，沿着发线围成一个圈。最后，在圆髻的正中，斜斜簪上一串流苏似的粉色小花。她不说话，只是做，偶尔和同伴咕哝两句闽南话，声音低低的，黏黏的，像裹了层花蜜。
“阿嬷，这花，戴了多少年？”我问。
她抬头看我，眼睛挤进一堆皱纹里。“多少年？打我记事，我阿嬷就这样戴，我阿妈也这样戴。”她指指身后蚵壳砌的墙，“我们讨海人，头上戴花环，脚踩蚵壳厝，出海就不怕啦。花是娘娘的恩典，保佑人平安回来。”她说得平平常常，好像在讲今天菜市场的价钱。
我忽然懂了。这满头鲜艳，不是为了好看。
男人出海，命悬一线。女人就把花顶在头上，花是活的，鲜的，开得热热闹闹的，像把整个春天都顶住了。花会谢，明天再簪新的。希望也是，日日都是新的。
我原以为这是老人才做的事。结果巷口一个穿牛仔衣、背着相机的姑娘，正坐在小凳上对着一面圆镜。梳头的还是那个老阿嬷，手势稳稳的。只是发间，除了传统花样，还添了几枝淡蓝的绣球，两簇翠绿的蓬莱松，样式更活泼了。姑娘的头发是栗色的，在那些鲜花映衬下，竟出奇地和谐。她左右偏头，看着镜中的自己，眼睛亮晶晶的。
传统没有锁在柜子里。它就长在年轻女孩的头发上，开得新鲜，开得精神。
离开时，我又遇见那位挑担的阿嬷。她已卖完海蛎，空担子轻快地晃在肩头。夕阳正正地打在她的簪花围上，给每片花瓣都镀了道金边。她慢慢走回那蚵壳砌成的家去，头顶的花园，随着她的步子，一摇，一颤，把香气和色彩，洒满了整条悠长的小巷。
我站在巷口，看了很久很久。海风依旧吹着。我想，所谓传统，或许就该是这样活着的。它不必总是沉重，不必总是诉诸沧桑。它可以很轻，轻如一朵含笑。它从古老的祈愿里生发，却不固执地停在原地，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折下一小枝春天，戴在自己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