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相留声牌坊
光绪《海阳县志·坊表》载：“十相留声”坊，在府治前街。为唐宰相常衮、李宗闵、李德裕、杨嗣复，宋宰相陈尧佐、赵鼎、吴潜、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建。坊背镌‘太山北斗’，并为唐刺史韩愈建。（原注：周《志》作两坊，非。）”
据明嘉靖潮州知府郭春震纂修《潮州府志·官师志·附录》：“郑馀庆，唐贞元末（实际上以贞元十四年‘以工部侍郎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等到贞元十六年才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馀庆与户部侍郎、判度支于素善，所奏事，馀庆多劝从之”。上以为朋比（朋比、阿附；勾结；结成私党。）……庚戌，贬馀庆郴州司马，泉州司户。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779-805）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长安被朱泚占领，他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自此对藩镇姑息迁就，并用宦官统率禁兵，宦官权势日盛。德宗晚年，猜忌妒疑；平章大计，时常轮换。“贬馀庆郴州司马”，这还仅是开始。据嘉靖《潮州府志·官师志》记载：“唐贞元末以宰相贬潮州司马”。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自785-805年，共20年。究竟是庚戌（贞元年间无庚戌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或许记载日期应是“庚辰日”？这样才能和贞元十六年（800）对应起来。《嘉靖志》言“贞元末”，这里是指哪一年？抑或是“贞元二十年”，还是“贞元十六年”（都可叫“末”），说不清楚。
据嘉靖《府志·官师志》“附录”载：“郑馀庆，唐贞元末以宰相贬潮州同马，杜门谢客，以诗自娱（贬郴州司马不打紧，还远贬潮州司马！）不以远贬介意。”哪年哪月，《嘉靖志》并没有说明白。“李德裕，唐大中元年（847）由宰相贬潮州司马。二年复贬崖州司户，卒。刘安世，大名人。宋谏议大夫，言事无顾避。绍圣初（1094）贬徒梅州。章椁、蔡卞必欲置之死，讽使者肋使自栽。又擢一土豪为转运判官，使杀之。将至，梅人皆惧，安世色不动，对客饮酒。言笑徐书数纸，付其仆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顾客曰：‘死。不难矣。’客密从。仆所视皆经，纪（记）同同贬当死者之家事甚悉。土豪未至二十里呕血斃，安世得免。凡投荒士年。苏轼以为‘铁汉’。赵鼎，解州人。绍兴（南宋高宗年号，1131—1162）中名宰相，为奸臣秦桧所恶，屡贬责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门谢客，时事不挂口，有问者引咎而已。”按：李德裕、赵鼎名标“十相留声”坊上。原注：“自郑馀床以下，旧志载为‘留寓’。”按，“旧志”明永乐、正统、景泰、天顺、弘治、嘉靖年间，潮州曾六修《府志》，然现仅存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一部，馀皆亡佚。（据《嘉靖志》“编印说明”——编者。）未知是哪一部？然“四公之在潮，虽非专城柄政教，然而精忠义概，旷世闻之，犹足感发激烈，而况潮为过化之邦，其遗风之入人深也，可泯乎哉？因特志之。”流寓：亦作“流庽”，①指流落他乡居住。《后汉书·廉范传》：“范父经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语寓西州。”唐·杜甫《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流寓理岂惬，穷愁醉不醒。”清·叶廷琯《鸥陂渔话·海外二奇人》：“后盲于目，不能复治生产，流寓澳门为通译以自给。”②指流落他乡居住的人。宋·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清·郭嵩焘《拟陈洋各疏》：“其间惟美利坚之金山，中国流寓数万人。”
“过化存神”：谓圣人所到之处，人民无不被感化，而永远受莫精神影响。语出《孟子·尽心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后汉·赵岐注：“过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国，其化如神。”《论语·学而》：“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南宋·朱熹《集注》：“圣人过化存神之妙，未易窥测。”明·杨慎《用我吾为东周》：“惟圣人有过化存神之妙，拔乱反正之才。”
按“过化存神”之主项：“谓圣人所到之处，人民无不被感化，而永远受其精神影响。”韩愈之《原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元·吴澄《潮州路韩山书院记》：“孟子而后，儒之知‘道’盖鲜矣。”“先师（指孔子）、兖（指“兖国公”颜回）、郕（指“郕园公”曾参）、沂（指“沂国公”子思）、邹（指“邹国公”孟轲）四国公侍，而韩子（指韩愈）之专祠附。唐时先圣（指孔子）配祀独一颜子，宋儒推孟子传由子思、由曾子，上接孔氏。本诸韩子《送王[王员]（一本作“王秀才”）序》。于是配孔四。祠韩而一圣四师之后也，固宜然。”韩愈《送王秀才序》（原注：或作“王埙”）：“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第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
韩愈因谏迎佛骨事，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在短短的七个多月中：驱除鳄害、关心农桑、释放奴婢、延师兴学。其中以“延师兴学”尤其不遗余力。正如宋代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的：“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而潮人独信此深、思之至，焄蒿凄怆，或若见之”。“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其所以如此，当有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韩愈的治潮方针，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因此而成的潮州发展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转捩性人物。从儒家道统的继承人，“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的治潮方针，既符合封建大一统国家的根本利益，而对健全潮州的封建秩序，发展封建经济、文化，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此，明代宣德年间的潮州知府王源有过中肯的论述，他肯颂韩愈“学吞鲁生，贤负伊鼎；文则变雅，行乃规物。其有政也毅以断，其律身也耿而刚。”“刺潮八月，兴学范民；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拨伪反真，别腐除蠹；以兴典宪；进谏陈谋，秋霜凛烈，使君臣以位，父子以亲；家国致理，鬼神草奸；人道益明，儒道益尊。”（《增修韩潮祠之记》）正因为此，韩愈被治者视为典范，当成学习的榜样，甚至奉若神明，亦赢得了潮州士庶的深切怀念和颂扬。
韩愈高明的地方，在于大胆启用当地人才主持学政（延师），从而使文教事业不会因主管官员的变迁而受到不应有的影响。这一决策，可以说是开潮州风气之先。在赵德及其继承者的辛勤努力下，潮州文教终于得到持续稳定地发展。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盈馀以给学生厨馔。（相当于八个月工资。）”下逮北宋，潮州遂赢得“海滨邹鲁”的美誉。咸平四年（1004）陈尧佐《送人登第归潮阳》结句有“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的感叹句。南宋乾道元年（1165）郡博士郑馀庆在《重修州学记》中所说的：“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文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广大。”“抑亦学校作成积习之所致也。”这些话，可说是中肯评价了韩愈“延师兴学”在潮州文化发展史的杰出贡献。
因学韩而兴学，在兴学而益尊韩。在封建时代里，这一良好的风气形成了良好循环，而韩愈在潮人心目中的地位，亦随之与日俱增。
不管是“十相留声”“十一相留声”，作为石牌坊（原来是背面镌“泰山北斗”，专为潮州刺史韩愈而建）。从长远的角度看，一个潮州刺史等于“十相”或“十一个宰相”，内里的深意“不可人道”却“照之相揭”。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于“于诗自娱”“时事不挂口”之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