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益君
腊月二十三，母亲便从镇上的集市买回一叠彩纸。那些纸红得正，艳而不俗，边缘裁得整整齐齐，码在八仙桌上，像一摞安静的、等待被唤醒的梦。厨房里飘出熬糨糊的甜香气，混着冬日干燥的、带点柴火味的空气，年，便这样被一点一点地粘贴出来了。
母亲净了手，在围裙上细细擦干水珠，才在桌边坐下。她拿起一张红纸，并不立刻动剪，而是对着窗光，眯起眼端详片刻，仿佛要看清纸纹里藏着的图样。然后，她将纸三折两叠，便成了一个小小的、多层的三角或扇形，边缘对齐，分毫不差。
剪刀咬上红纸，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像春蚕在静夜里啮食桑叶，又像最轻的雪落在最厚的枯叶上。声音是连续的，却又有着奇妙的顿挫与节奏。母亲的腕子悬着，劲道全在指尖，剪子尖便沿着她心中那无形的图线游走。时而果断地直进，剪出流利的弧；时而细密地颤着，铰出锯齿般的花边；时而又完全停住，只将剪尖在某一处轻轻一钻，一个圆润的孔洞便出现了。
我们屏息看着。那过程有种近乎巫术的魔力。一堆看似毫无规则的折叠，一串听似单调重复的声响，在母亲手下，却渐渐有了生命。当她终于停下剪子，用指肚小心地、极慢地将那叠紧的纸一层层展开时，一幅“喜鹊登梅”便出现了。那鹊儿歪着头，俏生生地立在虬劲的梅枝上，喙边甚至能看见一点将要吐露的欢鸣。
我常常怀疑，母亲那双手，是否有一双我们看不见的眼睛？它们认得每一道纹路的走向，知晓如何将无限的生气囚禁于一方纸中。她剪的窗花，花样从不重复。问她怎么想的，她只笑笑：“心里有啥，手上就剪啥呗。”她心里的世界，该是多么丰饶，才能源源不断地流淌出这许多生动的形象？
其实，母亲的窗花里，藏着我们家的“史记”。我考上县城中学那年，她剪了一幅“鲤鱼跃龙门”，那龙门高耸，水花激溅，鱼的姿态是决绝的、向上的。姐姐出嫁时，满窗都是并蒂莲花和双飞燕子，红得暖心，暖得灼眼。父亲生病住院那段难熬的日子，母亲剪得最多的是“松鹤延年”，一棵棵老松沉稳如父亲沉默的脊梁，一只只仙鹤优雅地舒展着翅膀，那洁白在红纸上，像是透出来的一束束光。她不说担忧，不说期盼，所有的言语都付与了剪刀与红纸。窗花贴上去，光透过来，图案映在炕席上，屋子里便漾开一片融融的、带着希望的暖红。
母亲的“忙”，从来不是为了窗花本身。她是在用这种最朴素、最隆重的方式，与岁月交谈，与生活和解。剪刀起落间，一年的辛苦、烦忧、尘土，似乎都被细细地剪碎，化作桌角那堆轻盈的、可以随手拂去的红屑。而留下的，是被红纸固住的吉祥，是被窗棂框住的团圆，是贴在透亮玻璃上、人人看得见的“好光景”。她将一种看得见的“欢喜”，郑重地贴在家的眼睛上，仿佛这样一来，新的一年里，目光所及，便都是暖和和的盼头了。
如今，我站在城市的阳台上，透过光洁冰冷的玻璃，望着楼下为春节悬挂起的、千篇一律的电子红灯笼。我忽然无比怀念那“沙沙”的剪纸声，怀念母亲展开窗花时的惊喜。那窗花，剪的是纸，贴的是心，亮堂堂照见的，是一个中国母亲全部的、无声的祈祷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