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广玲
在梁鸿的新作《要有光》开篇中，女孩雅雅写下了“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有不被定义的自由。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长大快乐”的心愿。这句看似简单的文字，折射出当代中国青少年内心深处的共同诉求。梁鸿在完成“梁庄三部曲”后，将创作视角转向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一重要议题。通过为期三年的实地调研，她走访了多个地区，记录下那些因情绪问题而被迫休学、失学，或在抑郁阴影中艰难前行的青少年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
在中国，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其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梁鸿在《要有光》中通过具体案例，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作为学者和母亲，梁鸿从双重角度观察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她注意到，一些表面乖巧的孩子可能内心承受着压力，而某些看似叛逆的行为，可能是青少年寻求关注的表现。书中提到的少年吴用，虽然面临心理困扰，却对人类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对母亲说：“妈妈，你需要了解更多关于人类创伤的知识。我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也与社会环境有关……”这样的对话展现了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复杂性。
在《要有光》一书中，“错位”这一概念贯穿始终，成为导致青少年心理困境的核心因素。当前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一种“自我感动”式的教育倾向，这种模式往往伴随着工作焦虑的无节制蔓延、对孩子表现不佳的过度羞耻感、父亲角色的缺失以及原生家庭问题等。这些因素不仅损害了父母作为独立个体的心理健康，更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心理发展。
作者梁鸿通过丰富的案例研究，深入剖析了这种错位的亲子互动模式。在书中我们看到，父母往往习惯于采用命令式的沟通方式，而子女则以沉默或激烈反抗作为回应。双方都深陷于各自的理解框架中：父母执着于“我付出这么多，你为何不理解”的困惑，而子女则固守“你们从未真正了解我的需求”的认知。这种认知与情感的双重错位，使得原本应该温暖的亲情变得沉重，让日常相处充满张力与困难。
在调查中，梁鸿发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大多数存在情绪问题的青少年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这些孩子将“成绩优异”视为自我价值的唯一体现，父母和学校的所有期望也都集中于此。在他们看来，一旦成绩出现波动，就意味着自身价值的彻底丧失。书中描述的雅雅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仅仅因为听到同桌翻试卷的声音就陷入崩溃。她认为同桌即将超越自己，但面对眼前的试卷，虽然每个字都认识，却完全无法理解题目的含义。这些孩子并非缺乏努力，而是被单一的评价标准所束缚。当他们无法达到这个标准时，就会陷入深深的自我否定之中。
《要有光》一书突破了传统调查文本，以案例呈现为主的写作方式，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对话场”。在这个场域中，孩子、家长、教师和心理医生得以平等对话、相互理解，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真正“被看见”。书中塑造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人物形象阿叔。他既非专业医生，也非学校教师，却凭借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和超强的行动力，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辅导模式：专门为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开设补习班。阿叔的治疗方式独树一帜，不使用药物干预，而是通过“话疗”，即深入的心理对话，成功帮助部分学生和家长走出困境。作者梁鸿对这位孤军奋战的“教育堂吉诃德”给予了高度评价。
《要有光》所揭示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家庭教育和个体心理的范畴。梁鸿认为，当代青少年面临的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青春期叛逆”，其背后反映的是更为深层的社会机制和思维模式问题。许多家长存在一个认知误区：习惯性地将当下孩子的成长经历与自己这一代进行对比。对此，梁鸿特别强调：“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物资匮乏的多子女家庭，首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而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文明环境中，他们面临的是学业竞争、情感孤独等全新的挑战，两者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在书的结尾，梁鸿为孩子们安排了充满希望的结局：吴用在南方一所专科学校学习辩证法，万小健通过赴英留学重获自信，雅雅则选择了心理学相关专业。光明与阴影总是相伴而生，但正是因为有光的存在，我们才能看清阴影的轮廓，才能看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