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树彬
今天，看到广州一位大学教授悼念他不幸病逝的大学室友感动“全网”的文章。蓦然心动，想起去年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一个老人牵动我的心弦而写的。
这个老人，去年9月的一个晚上独自出门散步，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车撞上了，伤得很严重，进了重症室，整整一个月，出了重症室，又一个月躺在病床，还昏迷不醒。
那天上午，天朗气清，我去看望他，衷心希望趁着这个好天气化险为夷。在他病床前，我扯着嗓子跟他说：“我来看你了！”
他微微眨眨眼皮，似乎有些反应。但也仅此而已！
我心里很难受！
这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老人吗？
这个人，是我的文友。
他叫黄瑞平，跟我年龄差不多或比我小点的都叫他瑞平伯、瑞平叔。
我与他相差二十多岁，论年龄，他是父辈。但我从来没当他是父辈，不叫他叔。
他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忘年交”之一，也是和我关系特别好的“忘年交”。
黄瑞平其貌不扬。
他自诩是个农民作家，一辈子当农民，又一辈子舞文弄墨，跟文字打交道，写小说，写散文，写戏剧曲艺，后来又专注于文史这一块。我经常戏谑自己写的“杂七杂八”，是个“杂家”。他也说自己是潮州写作者中写得很杂的，和我有的一比。
黄瑞平写作很勤奋，我认识他十几二十年，是我见过的上年纪的作者写得最勤奋的。
黄瑞平和我关系很黏，跟我是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我很少给他主动打电话。大都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一谈就是半个钟头，一个钟头。
每次晚上打来电话，他第一句话就是：“陈副，早安！”
不熟悉他不按常规出牌的说话“风格”的，都以为他晨昏颠倒说“浑话”。我是早就领教过他的“怪招”的，晚上说“早安”，白天道“晚安”，就是喜欢开玩笑。不管何时何地，先疯疯癫癫来几句“耍笑”，再言归正传谈正事。
至于他叫我“陈副”，虽不全是“浑话”，仍是“耍笑”。
我是潮安区作协的副主席，他就“删繁就简”叫我“陈副”。之前我是区作协的理事，他就笑嘻嘻叫我“陈理”。
黄瑞平平时话多点，嘴又有点“损”，喜欢跟人家开玩笑，有时甚至没点节制。可我们这些熟悉他的文友，早就领教过他的“嘴损”，都适应他不按套路的“话风”。我是唯一一个敢跟他对怼的，因为摸透了他说话的“怪招”，跟他对怼并没落下风，有时还有逆袭的势头。他不但没有半点恼火，反而有时被我怼得嘻嘻笑，好像找到一个合拍的“对手”而欢欣。
之所以这样在嚼舌头上毫无顾忌，是我跟他比一般的文友熟，也基于他对我也十分“相惜”。
黄瑞平出过几本书，写小潮剧也获过几次“省奖”，我们一样获过市文化局颁发的“群文戏剧家”的称号。他对我写的不成气候的文字比较欣赏，经常在电话里不吝赞赏。有时候，我就劝他，这些话咱私下讲讲可以，可别在其他场合说这些话。可他还是我行我素，跟我打电话时还特意告知我——“我在某个场合跟某人说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善意”提醒他：“以后，这些话还是少说，不说，你认为我好，不定别人听反感的。”他竟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我深知他的倔脾气，认为对的，别人越是反对，他越是据理力争。
黄瑞平这些年写作就靠一个手机，经常在手机里划来划去，一篇作品就完成了。写完，就发给我，让我帮忙排版，说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尽管大刀阔斧，大胆修改，不要那种敷衍的客气。
他写的小潮剧，一定要发给我，托我排版，他说不放心别人排版，因为别人不懂这种排版格式，更别说帮他修改字词句和标点符号。
因为他的信任，我也只好“勉为其难”。
有时候，我难免有些烦，就微信语音说，你也不多留点神，繁体字都用上了，害得我费心费神。他便哄我说，你有空来古巷，番梨差不多熟了，来了带几个。
其实，黄瑞平倒是经常给我送东西，而我，很少给他送。
黄瑞平也没少帮过我。几年前，编纂《潮安区革命老区发展史》，他就极力推荐我，帮我说了一大堆好话。后来，跟他一起编纂《潮安区革命老区发展史》，成了同事。两年多，每个星期二到编纂办公室相聚，讨论编纂事宜。吃了午饭，其他同事分道扬镳各自回家，唯独我们俩留到最后，喝了一泡茶，才一起回家。
那时候，我们都骑着自行车，边骑车边聊天。
有一次，回去路上，天下雨。黄瑞平披着雨衣，踩着车，我随后面，看到雨中那个骑着车的老人的背影，忽然心里一动，用手机拍下那一幕。
黄瑞平在文艺创作上算是“多才多艺”的，什么都弄，都七十多了，本该颐养天年，但他精力永远比年轻人更充沛，精神状态比年轻人更充盈，这些年写得比年轻作者都勤奋。那些日子，他电话里还跟我说，正集中精力写他们古巷的武状元黄仁勇呢。
不知道这个剧本完成没有，那些他昏迷不醒的日子，我无时无刻不在为这个倔强而风趣的老人祈福，希望老天能眷顾他，让他快点好起来，好继续写他喜欢写的东西！
然而，命运多舛，他充满热烈而激情的生命最终定格在“79岁”。
虽然这个老人离世的年龄不算年轻，可我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特别的痛惜！
我想，这个早过古稀之年仍“老骥伏枥”致力写作的“农民作家”，一定会在天堂仍不甘寂寞秉笔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