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杰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当如烹饪小鱼，需小心谨慎，火候不宜过大，翻动不宜频繁。写文章亦是如此，遣词造句需精心布局，如同烹饪时对火候、食材的把控。贾岛的“月下推敲”，王安石的“数改成诗”，都印证此点。为政之道，为文之道，与烹饪之法，皆需用心雕琢，别无二致。
民以食为天，是自古以来最为朴素的真理。食中有善道。古之圣贤借烹饪之道，悟出治国的智慧，将五味调和，升华为理政学问；文人墨客寄身烟火，以饱腹才情烹饪诗文，温煮世情。苏轼在《猪肉颂》中写道：“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灶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宋史·苏轼列传》中说他“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大约此类烹饪之法都是从田野父老处学来的。这不仅是对烹饪技巧的描述，更蕴含着其对生活的豁达态度，袁枚的《随园食单》崇尚“物性为上辨美恶，适口为珍何必贵。”如此看来，二人可谓是息息相通了。
下笔写文，字词句段，靠作者的心思和手法，搭配组合出传世美文；下厨做饭，柴米油盐，借助灶火的淬炼，化作一道道美味佳肴。其间都有自在韵律，笔下的信手拈来，实则千锤百炼，小火慢炖，才能让滋味丝丝入扣。司马迁以宫刑之身，耗时13年，以血泪著写《史记》，终成史家之绝唱；曹雪芹一梦红楼，用尽余生将贾府繁华，慢慢铺陈。文有诗词歌赋相通，肴有川鲁粤苏之别，看似毫无瓜葛，却是命运相连，作文、烹饪，恰如两条平行的艺术线，映照交织、彼此守望。
对品质的追求，在作文和烹饪两件事里都是灵魂。曹植的七步成诗，才情似火山喷发，急促间迸发的诗文，如同街边的猛火小炒，最是诱人；3.7亿字的《永乐大典》，又好似顶级卤味，久经岁月熬煮，沉淀了醇厚的历史底蕴。汪曾祺笔下的《人间草木》，将地方特色美食的细腻和朴素描绘得如痴如醉，他在做干烧桂鱼时，对鱼鳞的焦脆、鱼肉的嫩滑，拿捏得十分到位；蔡澜写美食散文，求真不求贵，下厨做海鲜汤，只用鲜活虾仁，不加味精，要的就是食物的原汁原味。于他们而言，作文和烹饪，都是怀着匠心对待生活的馈赠，不敷衍、不讲究，每一篇文章、每一道菜品都有属于自己独特品质的铮铮傲骨。
文无定式，菜系纷繁，不断变化正是作文与烹饪的魅力所在。文坛上，豪放派的苏轼，写尽山川，文字汪洋恣肆；婉约派的李清照，纸短情长，笔触细腻温婉。厨房里，川菜麻辣鲜香、湘菜酸辣可口、粤菜清淡鲜美、鲁菜浓郁醇厚，各领风骚。不同流派的作者、不同菜系的厨师，依照自己的经历、天赋和审美，打破常规、融合重组，给生活献上风格各异的精神与物质盛宴。
如今，生活节奏快，快餐文化和流量写作铺天盖地。短视频和碎片化阅读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诸如网络文学作品，部部巨作，字数动辄百万、千万。一些作品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抢占市场，情节设定荒诞，人物塑造浅薄，语言表达粗糙，宛如赶制的清汤白水面，一口即饱，肚中却无滋味。好的文章，亦如烹饪，从选料到制作，每一步都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和智慧，锅气之上的文字蒸腾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其中味道是要细细品鉴的。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晏子以和羹喻君臣和谐，言道：“烹饪时要用水火、醯醢、盐梅等来烹鱼肉，厨师调和五味，不足的加一点，过分的减一点，才能做出美味的羹汤，让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相和应如此，生活之处世之道亦然。喧嚣散去，浮躁平息，于静谧之隅，取好书细读，着好料烹制美味，方寸之间，瞧得见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