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小东
王国梁的红色书写，渐成广东文坛的一股清流。他对红色传记与革命文学的执着，充分体现了他个人创作的主体追求，与合时而著的作家担当。他在这一方面，收获颇丰，奠定了他作为南方红色研究院首创院长，对广东红色题材创作的积极推动和贡献的基础。书写革命题材纪实文学，相比于一般的文学创作，更为艰辛，政治把握与文学本色的兼容取舍，也更为谨慎用心。
主人翁大多生于不确定的年代环境，大凡沉浮于那个年代的革命者，其性格是最具文学性，也即最不确定性的。他们碾压时代，更被时代碾压。为其写书立传，天然地要求规避人性的泛滥。这种两难，左右作家的选择。革命要求和作家自觉之间，横亘许多规矩。
红色题材的历史书写与时代的关系
在新中国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七十多年来，这个主流，时有反复，最近十余年，渐有复兴。王国梁创作的《红玫瑰》《红珊瑚》《沧海英雄》，是这方面的重要收获，传主古大存、杨其珊和麦贤得，他们的革命之路，其曲折与艰难的丰富性，更显作者的政治与文史功力。
回顾当代文学史，红色题材的创作高峰期在1950~1960年代。除了“三红一创”外，王愿坚的作品精准地回应了时代的要求：
为“昨天”的牺牲提供解释，为“今天”的建设注入动力。他的作品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能胜利？”“革命精神是什么？”等时代之问，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动员的生动教材。与王愿坚不同之点，是王国梁所写主人翁及主题取向，不仅回答王愿坚的固有问题，他的纵深处，是为其拨乱反正，书写正义，爬梳历史经验。
亲历者与非亲历者的不同叙述，所揭示的创作规律，提醒我们，必须将不同时代的作品，放在同一目标、不同背景下来比对，可以更清楚地厘清这类创作的重要问题
问题的核心，在于它们之间存在的不同点。亲历者如王愿坚；非亲历者如王国梁。他们的素材来源是不同的，王愿坚的写作，源于亲身经验和生命体验，带有身体的、情感的直接记忆。王国梁的书写，源于史料、文献和他人转述，是二次加工和想象重构。
前者的情感温度滚烫，笔端常带自我体验的感情烙印，有强烈的倾诉和记忆冲动。情节、细节真实，拥有无可替代的“肌理感”。
后者是温热或冷静的，需要依靠共情和想象来贴近历史。容易陷入概念化或失真，可能细节齐全但缺乏神韵。它是审视的、外部的视角，可能更具整体性和批判性反思。
但是，非亲历者的客观性与批判性，使作品在立场及历史概括上，更有说服力，王国梁的作品，属于这一类。
如何克服“非亲历”的局限
王国梁的创作难度在于非亲历。虽然这并不等于不能写出伟大作品，关键是如何通过资料，“无限逼近”真实。
首先，是深耕史料，做到“知识的亲历”。像历史学家一样研究，不放过任何细节，让历史在史记中“活”起来。
其次，是田野调查，实现“情感同频”。重走革命路，采访幸存者，感受山川地貌，从地理空间和历史遗存中寻找共鸣。王国梁做到了，他在创作赋予巨大的艰辛详尽的田野调研。
通过艺术转化，达到“本质的真实”，这是作家的天分。在尊重历史本质的前提下，运用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强大的共情能力，重构场景，刻画心理，让读者“相信”并“感动”。
这是考验作家成熟与否的标尺。 当代观照，寻找“精神的对话”：从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出发，与历史进行对话，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产生回响，避免空洞说教。
如何理解“小说是写给未来看的”
小说也是“与未来的对话”。伟大的作家在书写时，内心有一个潜在的读者：未来的人。他不仅是在记录过去，更是在为未来保存一份“如何成为人”的答案。当未来的读者面临精神迷茫时，能从这些作品中获得启示和力量。
以这样的前提，来评价王国梁的创作，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在红色传记文学中，虚与实，都不是贬义词，而是常见的创作外置。
“实”是创作的基础，是核心人物与事件。作品的主人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如革命先烈、英雄模范，其核心事迹，如参加某次起义、领导某场战斗、做出某种牺牲，是有历史依据的。
时代背景。故事发生的年代、社会矛盾、革命阶段是真实的。
作品所颂扬的忠诚、勇敢、牺牲、奉献等革命精神，是基于对人物生平提炼出的真实内核。
“虚”即虚构的细节填充。《红玫瑰》《红珊瑚》《沧海英雄》，过去时代的人物，其具体的对话、神态、心理活动、日常生活细节，史料往往非常匮乏。这些需要作家基于对人物的理解和时代背景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例如这三部作品中，人物在重大转折时的心理描写，必然要靠人物逻辑所由的艺术想象。
这就需要情节构思的典型化。为了增强故事性和感染力，作家会将多个原型人物的事迹，集中在某个人物身上，或者将长时间内发生的事件，浓缩在某个戏剧性的场景中。这就是“典型化”创作。
即便是传记，尤其是纪实小说也不排除情感渲染与象征手法，使用大量象征性的意象，如《红玫瑰》《红珊瑚》《沧海英雄》，题目本身就是象征，而其内容，不可避免情绪性描写，以渲染气氛、升华主题，这本身就是文学虚构的范畴。
“实虚兼容”是红色纪实文学的本质特征。它的目的不是撰写严谨的历史论文，而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塑造英雄典型，传播革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完全据“实”，就成了史料汇编；正是因为有了“虚”，才有了文学感染力和传播力。
王国梁红色作品的文学价值，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中来评论，不能简单地用纯文学的“永恒人性”标准来衡量。
地域文化的融入，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王国梁专注于广东的革命历史。作为广东作家，王国梁的作品，注重融入岭南的地域元素，如地理风貌、方言习俗等，这为革命叙事的话语场域，增添了地域的方俗色彩，开阔了地域文化研究视野。
王国梁的创作，“历史化”的主观意图也很突出，即在创作实践中，时时回到作品内容的年代，强调岁月感同时用当代目光进行反思，力求构建精神史诗与集体记忆，记录先驱者的足迹，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文学的形式固化下来，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标记。
英雄主义的礼赞，是红色题材的创作初衷。在物资匮乏、精神需要支柱的年代，这些作品，高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作者是时代的“书记官”与“宣传员”。显然，作为党史专家和红色作家的王国梁，他首先不是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独立知识分子，而是革命队伍中的文化战士。他的写作是履行政治和时代赋予的使命。
他的文本，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他的作品《红玫瑰》《红珊瑚》《沧海英雄》等，不是他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而是时代共名的产物。它们比较精准地传达了那个时代需要宣扬的主流价值观和革命史观。
“实与虚”，是使命与手段的统一。正是因为肩负着教育和鼓舞的使命，所以才需要采用“虚”的艺术手法来增强效果。这里的“虚”，不是个人的杜撰，而是一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典型化”创作。
评价王国梁及其红色纪实文学，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现场，而是立于当下予更多肯定。包括王愿坚和“三红一创”，在它们的时代，却是精神食粮和战斗号角。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历史贡献、政治教育和集体记忆的同构。而在文学性上，我们既要肯定其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探索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审美特质，也要清醒地看到其在人性深度、历史复杂性和艺术个性方面的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