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贤武
《潮学集成·民俗卷》（商务印书馆，2025年10月）共编选了潮汕现当代民俗学研究资料共40篇。其编选策略正如陈平原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访谈中所言：“比如民俗卷本来范围太广，资料零散，但由著名潮汕史专家黄挺搭建框架，陈贤武具体实施，最后效果不错。”（《陈平原：〈潮学集成〉梳理百年潮学脉络，树地域文化研究标杆》，南都文化，2025-11-20.下无注明引文同。）平原老师是有些过誉了，实际我的工作就是文字录入，具体与编辑对接等工作而已，按潮州话来说是“烹茶扫地”。但藉此得读了不少潮州民俗相关著述，获益实匪浅。正如平原老师所说：“我们是在为百年潮学‘打工’，替先贤成果立传，让他们的贡献得以流传。”
叶涛先生在《学科史、学术体制与学科发展：中国民俗学的自我认知与发展策略》（《民俗研究》2023年第5期）将百年来中国民俗学的经历，分为史前史（20世纪初叶）、探索期（1922—1949）、蛰伏期（1949—1979）、爆发期（1979—1997）、发展期（1997至今）。本卷黄挺老师在“导言”则将之分为兴动（1922—1938）、革命（1941—1949）、沉浮（1950—1990）、重振（1990—2010）、赓延（2010—），则是精准地把握住本地区民俗学的发展。
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史肇始于1922年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创刊，是因为并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要开展民俗学研究。这表明，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民俗学是一门在中国需要研究、需要传播的新学科。
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持续的时间（1925—1928）虽然不长，但成绩卓著，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创办了《民俗》周刊杂志，出版了民俗学系列丛书，举办民俗学讲习班等。
在中国民俗学探索期这二个阶段，潮汕地区有当时在北京、广州接受新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界重量级学者的学人如顾颉刚、周作人、容肇祖等人影响，有些还是他们的学生，这些接受了新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城市回到了民间，亲历民间，进行现场搜集的，整理、发表的一批民间文学作品，而且还有就潮州的有关民间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学现象进行的解释和研究，并带动影响有关人士去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为保存和宣传潮州的民间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搜集、整理方法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搜集方法，可见潮州民俗学研究起始的步伐就走得很正，而且时刻关注着民俗学中西方新观点、新理论。从本卷所收录的周作人、容肇祖、赵景深以及本土的钟敬文、罗香林、丘玉麟、林培庐、杨睿聪、黄昌祚、陈礼颂、沈敏等人文章可见一斑。鉴于有些学者，习惯以序跋、书信等表达学术见解，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但主观色彩较浓，是作者发表个人的思想、主张、见解的园地，故常能见到“一家之言”，同样予以收录，以见这个学科的发展轨迹。
1990年以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浪潮骤涨。潮汕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也借了这股东风再度风靡云蒸。很多人加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行列，出版物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一时段，潮汕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包括潮州菜、潮州工夫茶等的论文数量大增。本书从这些论文中精选了一部分刊出。与此前相比，民俗学论文的学术性明显增强。所选刊的论文中，包括以民俗事象为材料支撑的历史研究。这些论文的作者因为接受新史学观念，采取历史人类学方法，“走进历史现场”，而与“眼光向下”的民俗学研究不期而遇。田野调查中所得的民间文献和实地考察亲身体验的风俗礼仪，成为他们理解并进行历史诠释的两翼。也许从学科的角度或者从作者的研究意愿看，这些论文毫无疑义都是历史学的；而从每一篇文章的主题和论证资料看，却不妨把它们看作民俗学的研究。
2010年以后，还有许多潮汕民俗著作出版，或单行，或凑集在丛书中。但多数乏善可陈，研究深度不如此前一阶段的著作。201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公布，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相应，在潮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研究成为民俗文化研究的主流。此后，在报刊上发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数量日增，但多各自圆其说，偏向“高大上”，研究尚待努力深入。
因受丛书篇幅限制，虽经再三斟酌、反复遴选，本卷字数仍大大超过规定的30万字，根据林伦伦老师在丛书编辑视频会议及在2023年11月25日在暨南大学开幕的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作主旨发言中的提议：陈晓锦教授与我共同主编的《潮学集成·方言卷》的收录极限于60岁以上的作者。有鉴于此，马首是瞻，本卷甄选作者也以60岁以上为标准。之前已选辑但无入选者，除在“导言”提及外，在后面列表注明来源，以便有心人查阅。这属权宜之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平原老师说：“再过20年，后人若编纂续编，当有智慧来处理这些难题。”
本书通过梳理潮汕地区民俗学百年的发展历史，总结过去的学术传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为未来民俗学的健康发展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