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善堂小记

　　?? 陈蕊

　　最早听说善堂，是我童年时代，那时人力三轮车还是潮州古城主要公共交通工具。炎炎盛夏，我见到满头大汗的车夫将车停在“五脚矶”边上，从摆放在路边的不锈钢饮水桶中接上一杯“青草水”解暑。桶上有手写的“念心”二字， “饮水念心”，我觉得这水也太有诗意了。回家跟父母提起。父母笑我缺乏常识，“念心”应是某个善堂的名字，善堂夏日施茶，是潮州长久以来的日常。可问起善堂为何，他们却说不清，一个说是“拜老爷”的庙宇，一个说是免费看病的机构。

　　多年后，我随师长去采访大吴村的侨联组，以了解当地海外潮州人常年捐资家乡福利事业的情况。汽车行驶在侨胞捐修的平整村道上，经过侨胞捐赠的医院学校，经过一棵树荫如巨伞的老榕树，停在了一座低矮院落前。“修德善堂养心社”的牌匾映入眼帘。我第一次看到童年听说过的善堂。这个场所正堂供着神像，香火袅袅，三五老人闲坐厢房聊天，一二猫狗安卧天井纳凉，是潮州民间庙宇最常见的场景。不同的是，这里的厢房设有办公桌椅，传真机吱吱作响，迎出来的是善堂理事，也是村侨联组人员。

　　这座善堂始于1902年，香火随“下南洋”的乡亲传至新马一带，如今共有16所海外善堂奉其为祖堂。80年代初，海外乡亲出钱出物，大吴村民出人出力，“原址原貌”重建了善堂，从此成为联结南洋和故土的节点，大吴侨联组人员也顺理成章地兼任了善堂理事。他们给我展示善堂仪式的器具：“都是分堂捐的，一整套齐全。”还把传真机指给我看：“我们是最早装电话的，还有传真机，就是专门用来跟海外乡亲们联系。”

　　这次与善堂的意外重逢，让我在梳理海外潮州人对家乡慈善事业贡献之外，也记录了海外潮州人如何启动家乡民间传统文化的复兴。我在当时的论文中写道：海外善堂是侨乡善堂文化的延伸……大吴的华侨华人对家乡的记忆，往往离不开大吴善堂，而善堂文化也在他们身上打下烙印。因此，对于华侨华人来说，大吴善堂的复堂意味着信仰之“根”的恢复和家乡回忆的完整。在大吴村，复堂提供了恢复和加强信仰及善堂文化的机会，也提供了加强华侨华人与侨乡文化联系的新途径。

　　后来我赴新加坡求学，住在租金低廉的政府组屋，隔壁是一位安静的华人老阿姨，每天早晚会在走廊给自设的小神龛敬香。一日出门有几声咳嗽，阿姨忽然主动开口，叫我去善堂开的诊所看病拿药。我告诉她我并不是善堂信众。“不用拜的，谁都可以去拿药，马来人，印度人，都可以，”阿姨摆摆手，再次强调，“不用钱的。”原来当地许多老人都习惯到善堂的中医诊所问诊，不只因为低价，而是因那份亲切熟悉，早已成了他们的社区生活日常。这类诊所在东南亚各处的华人社群并不少见，运营支持诊所的善堂大多起源于潮汕地区。在新加坡回望大吴村的善堂，我慢慢意识到，当年促成复堂的动力，并不只是民间信仰，或复原家乡记忆的执念，更有善堂文化渗入日常生活的社会关怀。无论是在大吴村，还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无论信奉祖师的，还是“不用拜的”，通通都领受过这种情意。

　　当时在大吴善堂参观时，我看到扁担、草席和绳索，好奇为何需要用到这些器物。那几个典型潮州朴实老农模样的侨联组人员，语带迟疑，既似怕我忌讳，又难掩骄傲。他们告诉我，这是收敛尸体的工具，善堂最初的成立和兴盛，多在疫病时期，政府救济不及，便有了善堂施医赠药、收敛安葬。“现在有派出所管了，但有时他们也会叫我们去。”他们给我讲了附近外地工人溺亡、善堂帮忙打捞收敛的事情，“后来他的亲人从外省过来，就来善堂拜祖师。”当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触动，可当我身在他乡时，却深深明白了这些看似本土的民俗和宗教，承载的其实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我猜，那些素不识善堂的外省亲人，走进大吴善堂的那一刻，肯定会因孩子在异乡的孤独灵魂被好好送走而得到抚慰。

　　距离初访善堂的十多年后，某日无意间问起当年同去大吴善堂的师长如今善堂如何。师长言变化翻天覆地，于是我们又去了一回。大吴善堂已经正式注册为慈善机构，善堂理事由年长的侨联组人员变成了精力充沛的企业家，人数众多的义工团队有虔诚的社友、更有社会热心人士，充足的国内捐款支持了善堂丰富稳定的慈善活动，自然也包括了每年夏日的免费凉茶供应。而且，从2010年开始，大吴善堂每年都组织社友到海外分堂访问，参与大吴善堂的海外人士除了大吴海外乡亲，更多是海外善堂信众前来探访祖堂。我翻出旧文，补上了这样的话语：“今日的大吴善堂，是独立的地方慈善主体，也是海外善堂的祖堂，它在跨国善堂文化网络中的独特声望，增强了侨乡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向心力，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在地化表现。”

　　而这一切的根基，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潮州文化中那种惠及众生、跨越生死、从身体到灵魂的浓浓人情。再忆起童年街边写着 “念心”二字的“青草水”，那一杯杯免费凉茶念的，正是天下潮人共同的慈善心。

　　（作者系韩山师范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