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红色文化的根基与精神内涵探析

?? 沈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潮州涌现出众多革命志士，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这一特质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文化和社会根源。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到海洋文化带来的开放视野，再到扎实的革命实践基础，这三方面共同塑造了潮州独特的红色文化。

深厚的家国情怀传统为革命思想提供了精神基础

潮州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家国情怀，奠定了志士“兼济天下”的价值基石。作为“海滨邹鲁”，潮州历来崇文重教，儒家思想中的忠义观念、经世致用精神通过宗族教育和书院传承深入人心。这使得潮州知识分子在潜意识中普遍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近代中国陷入深重民族危机时，这种文化基因便迅速转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亡意识。1917年，潮州府城的青年在开元寺成立了“城东青年图书社”，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1921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潮州成立，成为全国最早成立地方团组织的17个地区之一。这些早期活动展现了潮州知识分子将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转化为革命行动的过程。

这一精神的典型代表为李春涛，留学日本期间与彭湃共同加入“建设者同盟”、组织“赤心社”，系统学习《共产党宣言》，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回国后任潮州金山中学教务长，宣传进步思想、支持反封建斗争。深入参与农民运动，为彭湃执笔起草《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撰写多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捍卫农运。虽一心想加入共产党却因党组织需求而留在国民党中开展革命活动，被誉为“非党布尔什维克”，1927年在反革命政变中牺牲。此外，柯柏年翻译《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奠定理论基础；梅益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新闻工作坚守抗日宣传；冯铿创作《小阿强》《红的日记》等，在白区讴歌苏区与红军，皆是将救国意识切实转化为革命行动。

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特质推动了革命活动的广泛开展

潮州面海的地理环境和汕头开埠的历史背景，造就了本地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这种海洋文化特质使潮州人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更有勇气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一特点在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潮州的革命者不仅在本地区开展活动，还积极参与全国范围的革命工作。

如洪灵菲从潮州走向广州、上海，参与组织“我们社”，编辑《海外周刊》推动左翼文化运动。革命受挫后流亡南洋仍心系事业，最终返回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写作、教学和“左联”工作。戴平万的革命足迹覆盖全国，从上海左联到东北抗日联军，再到苏北根据地，始终服务于全民族解放。陈波儿则从上海戏剧界奔赴延安，组织慰劳团赴绥远前线开展艺术宣传，以文艺为载体传递革命思想。以及许甦魂在新加坡创办夜校，用通俗语言向华侨讲解流亡缘由、受压迫现状，号召华侨团结反帝反殖，为民族独立与提升侨胞地位而斗争。他们的行动突破地域限制，让潮州红色文化具备了全国性乃至国际的影响力。

扎实的革命实践基础培育了坚定的革命精神

潮州在大革命时期就是重要的革命活动区域，并在此后一直坚持开展革命斗争，这一历史背景为潮州红色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进驻潮州，周恩来同志多次在此开展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军进驻潮州并建立红色政权，史称“潮州七日红”；1930年至1934年间，潮安成为连接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瑞金的重要秘密交通线节点，成功护送了200多位中共领导干部，是唯一未遭破坏的中央秘密交通线。

这些革命实践让潮州人民直接接触、参与革命，加速了思想的进步，坚定革命决心。洪灵菲在上海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被捕后始终不泄露党的秘密，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冯铿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创作，1931年被捕后英勇就义，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悲愤地写道：“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革命母亲李梨英在三子一婿相继为革命牺牲后，仍坚持走革命道路，在乌山伤兵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设医疗点，救治伤员；“南委事件”后，近60岁高龄的她穿梭于敌占区传递情报，屡次冒险从不退缩。黄秋富被捕后面对酷刑利诱坚贞不屈，在狱中高唱革命歌曲鼓舞战友，就义前从容自若，尽显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无论是普通革命群众还是“左翼文化运动潮州六杰”这样的文化精英，都在实践中铸就了追求真理、勇于斗争、无私奉献的精神特质。

潮州红色文化的形成，是潮州文化传统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深厚的家国情怀为革命提供了精神动力，开放的文化特质拓宽了革命活动的空间，丰富的革命实践则锤炼了坚定的革命意志。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潮州独特的红色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在过去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

（作者系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