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收（木刻） 张望 作
文艺工作者之歌（木刻） 唐英伟 作
年节劳军（木刻） 王流秋 作
??郑振强
1946年，抗战胜利后第二年，鲁迅先生培育的年青木刻家回到上海这个新兴木刻发源地，组织了“抗战八年木刻展”。经过抗战烽火的淬炼，“参展的木刻作品不仅紧扣时代脉搏，更以犀利的刀锋和深沉的情感，及时捕捉并反映了民族的苦难坚韧与希望。”这些作品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国家经绝境而重生的痕迹，一个民族共存的不屈铭刻，一种艺术门类在抗战残酷情境下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同年12月全国木刻协会选编出版了《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共收入了75位中国第一代木刻家的一百幅作品。
叶圣陶先生在选集的序言中说：“在抗战八年间，木刻作家够努力了，请想想，陈列在展览会中的作品就有上千幅。单这本选集来看，对于敌人的仇恨，对于受苦难者的同感（不是同情），对于大众生活的体验，对于自由中国的期望，可以说表露无遗了。八年的抗战是我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大事件。我国脱去自身的以及外来的重重束缚，自由独立地站在世界上，虽然现在还没有做到，还待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可是将来叙说起这一段艰辛的成功史来，八年的抗战必然是个极大的题目。我国人民以生命写下历史，而这本选集就是那历史的缩影。”
这本木刻选集的出版，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缅怀鲁迅先生对新兴木刻运动的贡献。序言中特别提到：“我们要永远记住鲁迅先生，介绍许多国外作品，印行一些木刻选集，鼓励青年艺术家着手学习，延请能手指授技法，是他的劳绩。假如没有鲁迅先生的倡导，我国的木刻艺术会不会发展到目前的地步是很难说定的。”
由于作品反映人民的呼声，揭露黑暗，木刻被反动势力视为“危险”的玩意儿，展览会被封闭，作品被没收，作者被禁，然而这些打击与阻挠并没有使木刻夭折，相反，新兴木刻与新兴文学一样，在斗争的征程中茁壮成长起来。抗战期间，木刻工作者由于生活上的体验增多，以及在战争中受到不断的磨炼，其中不少还亲历残酷的战争洗礼，他们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斗争的同时，用刻刀和木板反映这光辉历史的风云。《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就是在1946年时局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出版的，是十分难得和宝贵。抗战烽火让木刻成为中国艺术的一座高峰。诚如该书的编者在编后所说“它作为新兴木刻史中的一块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下，岭东木刻艺术开始“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先生语）并逐步成长起来，成为颇有特色的大众艺术。当年潮汕有大批美术青年到上海美专求学深造，其中有些人成为鲁迅先生苦心培育的第一代中国新兴木刻家，他们凭着艺术学徒的一股热诚，以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脚踏实地，苦学深思，在黑暗中求索，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拓荒者的行列。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我们在纪念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宣传伟大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忘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包括用画笔刻刀作为武器，投入对敌斗争的中国第一代新兴木刻家们。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记录了他们斗争的精神和辛劳。入选该选集的作品中，有四位潮州籍的木刻家的作品，现将他们作一个粗略的介绍，以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怀念。
唐英伟(1915—2001年)入选《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的作品，是表现劳苦大众的《弃妇》等。他出生于潮州城区一个清贫的小学教师之家。1934年与中国新兴木刻开拓者之一的李桦共同发起组织广州现代版画会，并共同创办《现代版画》，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誉。
唐英伟与鲁迅的交往，是从1935年4月22日鲁迅收到唐英伟的来信开始的，止于鲁迅逝世前不到一个月的1936年9月20日。唐英伟曾陆续把自己的木刻创作寄请鲁迅指导，鲁迅共回复过他五封信，可惜现在只存下两封，见于《鲁迅书信集》。从仅存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到鲁迅对唐英伟的木刻创作做了认真的指导和批评。1935年唐英伟把他的木刻集《青空集》《藏书票集》寄给鲁迅，鲁迅看后就马上写了回信，对唐英伟的木刻创作缺乏群众性，不注意大众化提出了批评，给唐英伟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使他改变了创作风格，工人农民成为作品的主人翁。他在广州出版的另一木刻刊物《木刻界》，创刊时曾写信给鲁迅，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在复信中给予热情鼓励，指出《木刻界》的出版，“是有意义”的事。此时，正值中国新兴木刻初期，他同其他木刻画家一样，创作了大量反映民间困苦和情绪高昂的《救亡》等作品。
1991年，在上海纪念鲁迅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出版的《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全集》中，收入了唐英伟的木刻5幅，文章两篇。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唐英伟著的《我与木刻》一书，书中收录唐英伟写的《关于新兴木刻运动》《我的木刻生涯》两篇文章，并附录鲁迅致唐英伟的信及唐英伟的木刻七幅、藏书票四帧等。他在文章中回忆鲁迅对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和贡献，为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木刻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
1994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藏书票展”上，表彰做出贡献的木刻藏书票作家，唐英伟获得了“特别荣誉奖”。
张望(1916—1992年)，出生于潮安。1935年1月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1年在上海美专时就参加中国左翼美术联盟，他和一些进步青年，发起成“MK木刻研究会”。1931年秋到1935年1月，张望有机缘接触鲁迅先生，得到他的教导和关怀。鲁迅将张望作的木刻《负伤的头》《生路》等四幅作品编入《木刻纪程》。张望的《秋收》《乡村会议》被选编进《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前者表现八路军帮助农民秋收，歌颂了军民鱼水之情，后者描绘陕甘宁边区一个乡村的干部们在商讨村的生产等大事，人物刻画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抗战期间，张望满腔热忱地投入抗日救国运动，曾在湖南、四川开展工作。他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一段时间后，1941年秋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任职于鲁艺美术系，同时兼任八路军艺术学校教官。1942年5月23日，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聆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极大的鼓舞。从此，他在深入生活中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从而使创作出现新的飞跃、创作出人民喜见乐闻的、风格新鲜的大批木刻、漫画、写生作品，发表在《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上。
1950年张望率鲁艺文工团赴朝鲜前线访问。1978年任鲁迅美术学院院长。他崇敬鲁迅先生，长期致力于鲁迅研究，在编辑出版鲁迅论美术方面，堪称鲁迅研究专家。他著的《鲁迅论美术》《鲁迅在中外美术交流上的贡献》，多次再版并翻译成日文出版，另著有《新美术评论集》等。
1992年6月28日张望因病逝世，终年76岁。有关方面在讣告中说：“原鲁迅美术学院院长及党委副书记、著名木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评论家、老红军张望同志……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勤奋工作，鞠躬尽瘁，为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988年，张望荣获日中艺术交流中心颁发的‘重大贡献奖’。199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荣获‘中国新兴木刻杰出贡献奖’。”
另一位入选《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的是王流秋的《年节劳军》《为死者复仇》两幅木刻。《年节劳军》表现抗战后方，军民如一家的感情。后者描绘陕甘宁边区民集会为死难烈士复仇。
王流秋(1919—2011年)，潮安人，出生于泰国。1936年从泰国回国参加革命，1938年不畏艰险，奔赴晋察冀革命边区。1941年赴西北编辑《前线画报》及从事木刻创作，表现边区生产建设、军队生活和战斗题材。
1950年王流秋调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从事艺术教学和创作工作。1957年被选派进中央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进修结业后回浙江美术学院任教。其著名的代表作油画《转移》，作品表现在战争年代，为逃避战乱，老百姓遭受颠沛流离的痛苦与难，揭示了人类反战争，追求和平的主题，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件作品是新中国革命艺术的经典之作，被载入史册，收入《中国美术全集·现代卷》。晚年作品，大部分以大西北、新疆、闽南和他的出生地泰国的景物为题材，用笔用线力求洒脱自然，简朴凝练，于不经意处获取形式和语言的高层次表达，熔东西方造型观念与古典的、民间的、现代的艺术精神于一炉，使画面充满了生机与张力。著名评论家朱金楼评论王流秋的画“格调很高，达到人品与画品的统一”，“作品看似随意，却是难度更高，需要多方面的修养和多维的视角的综合……这里有东西方造型观念以及古典的、民间的、现代的艺术精神的冲突与融会、对立与渗透，它充满了矛盾又充满生机和张力。”
1991年王流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荣获“中国新兴木刻纪念奖”。1996年有关方面在上海美术馆为他举办“王流秋从艺50年回顾展”，同时出版《王流秋画集》。
《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收入第四位潮籍木刻家赖少其的《弃妇》等作品。赖少其（1915—2000年）曾被鲁迅先生誉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并诚挚地希望他成为“巨大的建筑”中的“一木一石”，去表现伟大时代的变革。
赖少其抗战时期在桂林组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办《漫画与木刻》、《救亡木刻》、《木艺月刊》等进步刊物，宣传抗战，在广西全省负责举办巡回抗日木刻漫画展，创作了《抗战门神》等在民众中广为传播的作品。1939年，他参加新四军后到皖南主编《抗日画报》，在艰难卓绝的条件下，赖少其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其他艺术家一起，边战斗边创作，使版画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长期戎马关山、颠沛流离，回旋战斗于烈火硝烟，新中国成立后亦官亦艺，历任新四军文化领导，1949年后任南京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安徽省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晚年移居广州，最终以画名世。
在抗日战争的热潮推动下，这几位潮籍木刻家像鲁迅先生要求那样“走出书斋”，“到生活的旋风中去”，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因此，他们的作品所反映那个烽火年代的脉络和生活的轨迹颇为明显，而且起到了召唤和鼓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