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桂堂
认识杨方笙老师，是在1966年下半年，我刚上高二。那时学校从培养学生特长出发，组织了多个课余兴趣小组，我参加了语文课外活动小组。当时是隔周星期三举办一次讲座，第三次讲座的主讲就是杨方笙老师。杨老师不是我班的科任老师，以前听人说过，杨老师原来是潮安高级中学的校长，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上世纪50年代在潮州就很有名，后来被调到潮安一中任语文老师……当时我心里非常期望着这场讲座的到来。
那个周一，我从洪章老师处听到讲座的题目是“潮州歌谣”，主讲人是杨方笙老师，心里觉得有点奇怪——一个外省人讲潮州歌谣，使用普通话呢还是用潮州话？杨老师能用潮州话吗？在期待和怀疑的心情中，终于迎来了周三下午的讲座。
讲座设在山腰的一间教室里，听讲的学生有二十多人，同学们一下课就蜂拥而至，却不料杨老师早已在教室门外等候。上课了，杨老师用粉笔在黑板写下“潮州歌谣”四个字，接着用带点川腔的普通话开始讲课，他讲了民歌的一般特点，又讲了潮州歌谣的特色。时隔数十年，当时讲课的内容大多已经淡忘，但杨老师强调的潮州歌谣“起兴”和“口语化”等两个特点，我却至今仍能记起。更让我惊奇的是，杨老师当时竟然用潮州话念起了潮州民谣《天顶飞海鹅》：“天顶飞海鹅，阿弟有亩阿兄无，阿弟生仔叫大伯，大伯听了无奈何。收拾包裹过暹罗，走去暹罗牵猪哥，赚有钱银多少寄，寄返唐山娶老婆。”杨老师的潮州话并不标准，但同学们听后却高兴地笑起来。杨老师分析说，“天顶飞海鹅”是全首歌谣的起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歌谣的发端，与内容没有必然联系；而整首歌谣全部用潮州民间口语写成，朗朗上口，道出了先辈潮州人“过番”的无奈与辛酸。
还记得我当时全神贯注，生怕错过杨老师每一句话，随着他的讲解，我慢慢领会了潮州歌谣的妙不可言，也解开了老师究竟能不能讲潮州话的疑虑。能聆听杨老师的讲座，真是幸运。
讲座结束后，杨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业：每人写一首潮州儿歌。我按照要求，在一周后交了作业，题目是《中国有了核武器》，全文如下：“莿仔花，白披披，阿公早起笑眯眯，公啊公，你个做年乡欢喜？阿公呾：昨夜听广播，中国有了核武器。”后来杨老师把我的习作推荐给学校，作为当时全校各年级下乡助收出墙报的稿件。
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杨方笙老师的这一堂课，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