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丹
潮州的夜从灯里慢慢亮了起来，城西的风还带着点凉意，韩江水面刚泛起霞光，老街上的几家灯铺子，便已响起剪刀“咔哒”的声音。三月的风吹过灵山脚下，灯棚里挂着一排排纸灯，晨光斜照，纸帛轻轻晃动，像是昨夜那场潮剧，还没唱完。
第一次见潮州的灯市，是六岁那年的元宵节。那天跟着外公去开元寺吃斋，出来时天色微暗，走到牌坊街口，一抬头，只见整条街已变成了灯的世界。不是北方那种宫灯的浑圆富贵，也不同于西南花灯的繁丽喧闹，潮州的灯线条细，颜色稳，透着几分冷清与克制，像花中之梅，清雅中自带锋芒。
灯下站着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手里提着一盏纱灯，灯上画的是《凤仪亭》。吕布怒目，貂蝉含愁，一盏小灯，竟将一段爱恨描绘得有声有色。
老人指着灯，慢慢讲起戏来。他讲得不快，声音也不大。风一吹，灯晃了晃，纸上人物仿佛也跟着动了。我站在旁边听，连气都不敢喘一口，生怕把什么给漏了。
回家问外公，才知道那是童文淦老师，从马来西亚回潮州后便留下来做灯。他做的纱灯个头比寻常的大些，人物妆容讲究，戏服也融合了京、粤、潮三家的细节，神形兼备。我还记得灯里貂蝉的眼神，那绝不是画出来的，是入了戏的魂。
潮州人做灯，讲究“活”字，灯里得有戏，戏里得有人。若是只图个样子，那不算灯，算个摆设。
每年元宵节，潮州要设“百屏灯”。从牌坊街一直摆到西湖边，一盏连一盏，像一片灯的海。灯火亮起来，人声鼎沸，街道两旁是红的、金的、青的灯影，仿佛时光倒流到了民国年间。听老一辈人说，那时候的灯铺有三家最出名：林盛记、陈万顺号、刘景新。林盛记的林乐笙最出挑，一手屏灯做得精巧绝伦，还被请到新加坡、香港扎大灯。那时候《八仙过海》《水漫金山》这样的灯一亮，街上便是万人空巷。
如今，花灯不再是家家户户日常要用的东西，多半只在展览、庙会里现身。可潮州人没忘，做灯的人也没停。他们还躲在巷尾老屋里，一张桌，一盏灯，一刀一剪，一笔一墨，一熬就是一天，一做就是一生。
那年春天，我去探望张湘明老师。他正在做一盏大灯，叫《潮州鲤鱼舞》。灯有一米多高，正中一座龙门，两边是对称的小龙宫，屋顶嵌瓷花团，细碎不乱，繁而不杂。最妙的是灯里那九位舞鲤人。身披铠甲，手擎红鲤，分站四角。张老师说：“这不是画出来的，是剪出来的。每道浪花都是一层层叠上去的。”说话间，他低头捋了捋桌上的纸边，像是怕哪一角翘了。他剪的时候不说话，剪完才叹了口气，说：“现在不太做大灯了，怕是没人看，也没人懂了。”
我那时只当是匠人的感慨，并未多想。但这句话不知怎么，就像灯芯上留的一点火星，落在了我心里，暗暗亮着。多年后在外地漂泊，于一个展览上再次见到张老师的灯。那是一盏“金蟹篓”，蟹壳泛着金光，水草蜿蜒铺展，灯还没点亮，神气已然在了。我这才明白了那些一刀一剪之间，不只是技艺，更是潮州人做事的一种秉性：细，不急；慢，不俗；静，却有光。
潮州花灯不只是个手艺活，它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老街、戏台、市井人情，一头牵着旧梦、旧人、旧心事。
沈增华老师的“百屏灯”，便是这桥中的一座。他自小跟父亲学艺，拳套灯是祖上传下的老手艺。一灯一戏，一屏一段，花旦、老生、小生、净角，各占其位，有唱有做。灯一亮，戏便开始了。
他晚年开了灯铺工作室，不为谋生，只想传灯。他常说：“花灯不是挂着看的，是点着过日子的。咱潮州人，不做虚灯。”他曾做过一对《陈三五娘》的灯，一为“夜探”，一为“思君”。色不浓，光不艳，却叫人看一眼便忘不掉。纸帛下那点温情，像是潮州的工夫茶，慢慢入心。
潮州人是懂烟火气的。我再回潮州，恰是元宵夜。走在西马路，冷风起，街边老茶楼还亮着，拐角处卖“鱼生”的摊子上，刀落案板的声音清脆又利落。广济桥头，潮剧的唱腔慢慢响起，不远处几位匠人在点灯。那灯是人物灯，一位长袖女伶，一位执琴书生。灯一亮，纸人仿佛也活了。有人停步拍照，有人只是静静看着，不说话。我站在灯影下，想起童文淦、张湘明、沈增华三位老师。他们这一辈子，用布帛、纸篾、绢纱、墨笔做出的，不只是灯，更是一段潮州人的性情。
这些灯虽小，却能照出百年风物。韩江水照不尽花灯的影，也洗不去人心里那盏光。潮州花灯，是技艺，也是记忆，是一代代人的心事。一盏灯，一段情，一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