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贤武
乾隆《潮州府志·坊表》：“昌黎旧治坊，在府巷前。为府治建。”
府巷即今市区昌黎路，因该路中段系明清府治所在。1922年拓宽街道时，因巷口有此缅怀韩愈治潮业绩的石牌坊而改称今路名。
“昌黎旧治”坊座西向东，东署“岭海名邦”。
“昌黎旧治”匾额上款：“潮州府知府石首郑宗古，同知泰和刘魁，通判武昌胡裕、武宁彭凤仪，推官南昌张默”，下款：“大明嘉靖十七年戊戌春二月之吉，前兴化府事、揭阳月溪黄一道书”；“岭海名邦”匾额上款：“大明隆庆三年仲春日吉旦”，下款：“中顺大夫潮州知府侯必登，奉议大夫同知白世徵，奉直郎通判杨肇，承事郎推官来经济重建”。
韩愈（768-824），字退之，原籍河南孟州。因为在六朝隋唐时代，人们很讲究出身，总是要找一个本姓聚居人数多、官做得大的州郡，作为自己的“郡望”。那时，昌黎郡（今辽宁义县）的韩姓最为强盛，韩愈亦就自称“昌黎韩愈”。那只是随俗罢了。宋元丰七年（1084）诏封韩愈为“昌黎伯”，与孟子、荀子等同时入祀孔庙，宋代文人第一人苏东坡更言：“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后人遂以“昌黎”作为其代称。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文中说，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被视为新儒学的开拓者。这位大人物在唐元和十四年（819）因为上表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进宫，被贬到潮州当刺史。“莅土治民”将近八个月，这一事件后来被赋予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
韩愈贬潮之前，历代学校，都把重点放在“治人者”的培养上面，通经识礼，目的在于懂得如何做官，做好官；而从来不去讲求如何让“治于人者”做个好百姓。顺民似乎只是刑政训诫的结果，只须用刑治其身，并不需要以礼治其心。这也是旧儒学的弊端之一。韩愈童年的经历，使他了解平民社会。韩愈对经典的钻研，使他深知旧儒学的这种弊病。于是他“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发展出一种对老百姓身心并治的施政理念，潮州成为他新理念的实验场。这是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办学思路；乡校并不完全是培养造就官员之所，它更重要的功能是用德礼教化百姓，使他们懂得忠信孝义。于是他请赵德为师，“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之风”，自己也拿出俸钱来办学。这种对老百姓身心并治的新理念，在宋代的平民政治时候获得共鸣。从宋代开始，韩愈在潮州地区已被塑造成为一个在边远蛮荒地区教化作育百姓的先驱和中原士大夫正统文化的象征，按照苏东坡的说法：“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影响所及，山河易名。韩江、韩山、韩木、韩祠、韩山书院、昌黎路，以及其他一系列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被当地士大夫当作教化已开，渐成“海滨邹鲁”的文化证据。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亦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靡然向风的巨大作用。对此，饶宗颐《宋代潮州的韩学》等已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述。
在这文化背景下，当官员履官潮州，从一开始就被笼罩在韩愈耀眼的华光下面，心理上不可能不受着文公榜样的震撼和激励，从而影响到施政行为。据嘉靖《潮州府志》记载，主建牌坊的郑宗古，字本醇，湖北石首人。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十三年（1534）至十九年任潮州知府。在任期间，为兴办学校，花费了不少心血。他重建府学明伦堂、四斋，县学尊经阁，建“昌黎旧治”坊，等等。正如宣德年间任潮州知府王源《海阳县学文庙记》中所说：“潮为广极东，含丛山，迫夷岛，民尚横祚，攻劫仇杀，盖不闻圣人之道故。……韩子以圣人言行化潮，而民去其横诈仇杀之习。吾以为慕韩子之意以导民，而潮民生其礼义之忱，人人能然。是言行之教盛行矣，又况潮称邹鲁之邦，尤易化之者乎。”（顺治《潮州府志·古今文章》）王源的话可说是代表大部分以兴学育才的官员的心声，郑宗古就是一个例子。
相距31年后的隆庆三年（1569），始由潮州知府侯必登于坊另一面镌刻上“岭海名邦”。
潮州位于五岭山脉（五岭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五省区交界处。）之东，大海在其南。名邦，著名的地区。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就有：“初入五岭，首称一潮。”坊字点明了潮州的人文地理环境。
侯必登，字懋举，云南澄江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隆庆二年（1568）以兵部郎中出任潮州知府，时潮州备受倭寇扰乱，战祸连年，到处断井颓垣。他莅任后，常外出巡视，到所辖县体察民情，革除苛政、捐税徭役，为百姓营造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万历《广东通志·本传》载：“民得更生”。“不可一日无侯公”之民谚见出其官声政绩。
潮州自明天顺、成化以后，长期深受“山贼”“海盗”与“倭寇”之苦，正如先贤陈一松《为恳天恩赐留保障宪臣以急救生民疏》所言：“潮州地方逖悬岭外，山海盗贼匪茹，遭荼毒之惨者，垂十馀年。群丑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而“一邑九乡，半为贼薮。是沿海之乡，无一而非海寇之人也。党与既众，分布日广。自州郡以至监司，一有举动，必先知之。是州郡监司之左右胥役，无一而非海寇之人也；舟楫往来，皆经给票，商旅货物，尽为抽分，是沿海之舟楫商旅，无一而非海寇之人也；夺人之粮，剽吏之金，辄赈给贫民，贫民莫不乐而争赴之，是沿海贫民，无一而非海寇之人也。”（林大春《论海寇必诛状》）他们是嘉靖至万历年间潮州的士绅，从所引文章可知当时许多乡民或以接济“盗贼”为己任，或因与“海盗”贸易而获利，在许多地方基本上是“民”“盗”难分，甚至“民”“盗”一体。另一方面，朝廷的军队却是兵疲将弱，善于扰民而怯于御寇。到了隆庆时，“隆庆和议”“隆庆开关”相继出台，困扰多年的南倭北虏问题不攻自破。“隆庆开关”，是指朝廷在继续清缴倭寇的同时，废除海禁政策，允许百姓进行海上自由贸易。倭寇自然也就退散。在此之后，海上贸易为明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更有学者认为，“隆庆开关”算得上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故侯府尊重建此坊并镌刻“岭海名邦”，就不无深意了。
侯必登此举无非是在提醒、勉励潮人不要忘记此地是“海滨邹鲁”，（此称誉系宋代丞相陈尧佐的期望，也是历代潮州士民孜孜追求的文化目标。）文公教化之所。现在国家政策开放了，官民更要遵规守纪。诚如他在《晚至潮阳》诗中所言：“耒耜方春举，干戈向晚亲。牛呼曾失犊，犬吠乍归人”，一派祥和景象。而“岭海名邦”亦继“海滨邹鲁”之后，成为四海潮人所家喻户晓的美称之一。
坊原系门洞式牌坊，于1950年因年久失修，“最危险”而拆除。坊额放置在西湖公园内。1986年由潮州市人民政府主持改建于昌黎路中段海阳县儒学宫前，高10米，宽10.9米，四柱三门三层结构，石匾为原物。东立一对石鼓，西则是石狮，为清代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