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凌枫
在我的印象里，红薯一向都是灰头土脸、呆呆笨笨的模样，它常躲藏在厨房最不起眼的一隅，并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处。
前些日子，母亲一连煮了好几天红薯小米粥作晚餐，我喝得实在腻烦，便问了句：“妈，下次可以不放红薯吗？”母亲笑着说道：“红薯多好啊！”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我突然间有了打破多年认知桎梏、重新体察红薯物性的冲动。一帧帧与红薯有关的画面，在我眼前掠过，浮现在脑海中。
儿时在农村，我曾亲睹姥爷种植红薯的全过程。每年谷雨前后，是栽种红薯的大好季节。姥爷将开春时就已培育好的种苗整整齐齐地扦插下种，放眼望去，那一面面绿油油的“旗帜”仿佛是红薯苗立下的秋来丰产的“军令状”。这些红薯苗看似纤弱，却一点也不娇气，无论土地肥沃或是贫瘠，只需沾上些许水气，它们便可生根拔苗。待到一场绵绵春雨过后，星星点点的红薯苗便疯狂向四周蔓延，它们狠狠抓住大地的肩膀，奋力为灰褐色的地面织就一袭油绿色的外衣。
经过数月的大地滋养、日月洗礼，红薯悄然结块。它将自己深埋于地下，用泥土搽满脸庞，不声不响、不急不躁地兀自生长，使自己不断丰腴壮大。春华秋实，岁物丰成，万千植物昂首挺胸地争相结出五彩缤纷的果实，不免略露骄矜。而此时的红薯仍保持着韧劲暗自滋长，不与万物争一时之光辉。但“实干家”红薯从来不会令人失望。待到霜降前后，一块块肥美硕大的红薯抓着藤蔓破土而出，像极了一个个憨态可掬的胖娃娃。辛劳半年的老农宠溺地望着这遍地“金块”，抹了抹脸颊的汗水，笑出了满脸的核桃纹儿。
自明代后期传入中国，历经时光流转、岁月葳蕤，红薯早已和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本草纲目》记载，红薯可“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红薯受到了历代百姓的喜爱，其吃法可谓五花八门。
刚出土的红薯水分充足，只需轻洗削皮，便可当水果食用，口感脆甜可口，滋味绵长。静置一段时间后，红薯的水分逐渐蒸发，甜度进一步提高。这时，温厚随和的红薯便成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万能宠儿：或蒸或煮，或炸或煎，宜甜宜咸，它穿梭在千家万户的锅碗瓢盆之间，奏响了味蕾的赞歌。除了鲜食，红薯还可以被制成红薯干、红薯粉、红薯粉条等，百搭百配。由于易于储存、饱腹感强，红薯还曾是灾荒之年的“救命粮”。小时候常听老人讲“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一季红薯半年粮”，足见红薯在物资匮乏时期的重要地位。
在漫长岁月里，无论是被切成丝、擦成片、剁成块、晒成干，抑或是被齑身粉骨、磨成粉面，红薯总是无怨无悔地默默付出，向来不求一丝回报。它温顺、忠诚地陪伴人们度过严严寒冬，静待春暖花开。
古往今来，红薯一贯被文人墨客、书画名家所忽视，它鲜见于名篇佳作之中，难觅于诗行画作之上。然而，看似平庸无奇的红薯，却深藏着大智慧。明代商人陈振龙在吕宋经商时，见当地朱薯遍野，断定此物可救国内饥荒，故冒死将薯藤带回国内，并推广种植之法。后人感念功德，为之修盖庙堂，誉其为“红薯之父”。细长的薯藤，一头连着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一头连着普济苍生的情怀抱负，体现了中国人的大智慧、大担当。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里唐知县有句名言：“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句简单的话语，道出了清廉为官、为民请命的宏大志愿。在这里，红薯俨然成了清正官员的心灵寄托。
街头巷尾袅袅升起的人间烟火气，亦常常混杂着淡淡的红薯香。歇后语“烤红薯——辗转反侧”告诫我们，遇事应当深思熟虑后再下决断；“老太太吃红薯，挑软的拿”，比喻做事应先易后难、先简后繁；“时到时担当，没米就煮红薯汤”这句俗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要顺其自然、随机应变，没有米了就煮红薯汤充饥，要时刻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红薯文化早已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
“一茶一禅语,一花一故事”。红薯，不仅是一种心语，一种情物，更是一种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