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彬
张竞生和杜国庠的婚姻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不过这旧式婚姻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杜国庠如胡适一样，与原配白头到老，成为一桩名人佳话；而张竞生则是如鲁迅、郭沫若一样将原配供着，另外别寻一段可以自由做主的婚姻。
杜国庠的妻子陈御仙是同乡建阳村人，比杜国庠年长一岁，小脚、未曾识字读书，1906年，杜国庠出国前一年，遵母命与之成婚。1907年杜国庠前往日本留学，一去十二年，其间虽然假期短暂回家，夫妻二人主要亦是伤别离，陈御仙则在家侍奉两位婆婆。1919年秋，杜国庠留学回国任教北大，陈御仙仍是在老家侍奉两位婆婆，这种分居的生活直至1925年春杜国庠因嫡母去世从北大辞职回家才结束。1925年8月，杜国庠出任家乡澄海中学校长，12月，又调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1927年，杜国庠的儿子杜之岩出生，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可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剧烈变化，杜国庠却又不得抛妻离子开始了在上海的一段隐秘革命斗争生涯。至1935年2月被捕入狱前，陈御仙带着儿子曾经几次前往上海与杜国庠短暂相聚，而大部分时间则仍居住在澄海乡下的老家，独自抚养孩子成长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从监狱出来不久的杜国庠随即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并随部队辗转各地于1938年末抵达重庆。1940年夏，陈御仙安顿好孩子，独自一人经香港、越南万里迢迢到达重庆与丈夫团聚，1941年3月，又随杜国庠一起被组织派遣到了香港。12月初，香港沦陷，杜国庠夫妻二人又辗转回到老家澄海，短暂停留后，杜国庠于来年3月抵达重庆，陈御仙则留下来继续照顾孩子。1946年春，杜国庠到上海不久，陈御仙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一家人终于团聚，从此再也没有长时间地分开过，孩子则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读书。1948年11月，因为形势复杂，杜国庠与家人又一起转移到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一家人定居在广州，直至1961年1月杜国庠逝世，陈御仙遵照杜国庠的遗嘱，带着儿子儿媳回到故乡澄海定居，儿子任教澄海中学，媳妇任教华侨中学。1964年，陈老太太也因病去世，并与杜国庠合葬在了一起。
蒋介石在胡适逝世后送的挽联中称赞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主要表彰的就是他与原配江冬秀的婚姻，可事实上这“楷模”里胡适的情感和肉体都曾经分给了不止一个的情人。反观杜国庠与陈御仙夫妻二人，我们认为才足够当得起这“楷模”二字。杜国庠与陈御仙的婚姻之所以稳定和谐，一方面固然缘于陈御仙几十年如一日的自觉牺牲，奉养孝顺两位婆婆，解决了杜国庠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是杜国庠坚强的道德操守，留学日本期间，曾经也有美丽的日本少女向他表达爱慕之情，自然最后被杜国庠所拒绝。张永义在传记中说：“由于杜国庠多年留学在外，归国后又不停地走南闯北，两人基本上是聚少离多。杜母的照料义务，也全部由陈御仙一人承担。这一点让杜国庠的内心一直抱有歉疚之情。”[张永义编著《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我认为“歉疚”一说有些把他们的婚姻理解得简单化了。因为陈御仙给予杜国庠的不仅仅有解除其后顾之忧，而且更是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坚强后盾。秦牧曾回忆道：“当杜老参加革命的时候，夫人曾经提醒他从事这种舍己为群的工作，应该有始有终，千万不要半途而废。这些话竟使杜老一直铭记在心，后来他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还常常提及此事。”[秦牧《卓越的学人和忠厚的长者杜国庠》，《广东文史资料》第6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邱汉生也说过：“杜国庠的夫人陈御仙女士平日对他的劝勉也产生了亲切、良好的影响。陈御仙女士对杜国庠说：‘你做得对！但要象好女人那样，嫁一次，不要嫁两次。’”[邱汉生《杜国庠传略》，《史学史研究》，1984年3期。]反过来，杜国庠也经常鼓励妻子识字读书，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陈御仙就与儿子一起识字读书，最终在丈夫和儿子的帮助下，这位原本目不识丁的传统旧式女子，后来也能阅读和写作，成为杜国庠生活和工作上的好帮手。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夫唱妇随，在朋友中早已是一段佳话。“杜老的夫人陈御仙女士人很高。从灶间里端出那锅稀饭，走路摇摇摆摆。杜老夫妇之间，相敬如宾。杜老爱护夫人，夫人尊敬杜老。一举一动，都体现这种敬爱，那么真诚，那么高尚。”[邱汉生《忆杜国庠同志》，《史学史研究》，1985年4期。]“他和夫人之间，终生感情都极好，在大庭广众中，在什么文娱集会的场所，常见杜老扶着她一同慢慢走路。”[秦牧《卓越的学人和忠厚的长者杜国庠》，《广东文史资料》第6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两人相似的生活价值观。杜国庠是革命同志中有名的“老大哥”，郭沫若更送他一个雅号“墨者杜老”。杜国庠关心爱护同志，具有真正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工作上总是吃苦在前，生活上则艰苦朴素，严以律己，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仍然如此。朋友们的回忆录都不约而同提及这一点：“在重庆时，杜老的清贫廉洁，朋辈皆知。多年来，他身穿一套从旧货摊上买的西装，出入一切场合，总不见更新，却始终保持着整洁、庄重的仪容。”[邱汉生《杜国庠传略》，《史学史研究》1984年3期。]“我记得当时他是住在上海的一个水厕间里，小小的房间有三个人住，他的楼下是厨房，他的上面是天台，六月天太阳从上面晒下来，厨房里的炉火从下面燻上去，而他老先生光着上半身，满身流着汗，坐在马桶盖上，写他的文章。”[黄药眠的《记杜老先生》，《小说（香港）》1949年第5期。]“杜国庠同志在我们一群中，年纪是最长的，我们都尊之为‘老大哥’而不名。”[阿英《回忆杜国庠同志的文学活动》，《人民日报》1961年1月29日。]杜夫人则全心全意支持丈夫的工作，生活简朴，儿子和儿媳妇大学毕业不仅不搞特殊，还被杜国庠安排到中学一线从事教书工作，她也从不抱怨和拖后腿，真正做到了夫唱妇随！
张竞生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典型的旧式婚姻，不同于杜国庠的主动接受，1908年想要北上求学的张竞生被父母所逼不得不与早就有“媒妁之言”的邻村女子许春姜结了婚。没有任何感情可言的张竞生婚后即北上求学，后来又去法国留学近十年。在法国期间，张竞生曾有过多位情人，充分体验过自由恋爱的味道。回国在金中任职校长期间，又遭遇到强烈的不适应，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他的原配夫人显然不是一位能够善解人意的女子，就更增加了他想逃离婚姻桎梏的想法。任教北大以后的张竞生，因为1923年4月发动的“爱情定则”大讨论，从而也找寻到了自己的爱情——奇女子储松雪，张竞生即用信函的形式，将离婚决定告知了原配夫人许春姜，至于许春姜的痛苦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然而张竞生与储松雪的婚姻起起伏伏，终于1931年底彻底决裂，时张竞生刚从法国第二次归来，隐居故园，拟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其原配许春姜以为破镜重圆的机会到来，但经过多次尝试终被拒绝，1932年3月于绝望中服毒自杀，结束了其悲惨的一生。张竞生晚年曾为这桩事写道：“千错万错，是社会旧制度的遗毒。若生在今日新婚姻制之下，我们彼此都不会为爱情所牺牲吧。”[张培忠、肖玉华主编《张竞生集》第五卷，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第152页。]
张竞生的第二次婚姻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他与储松雪始于同病相怜，张竞生因为自己婚姻不幸，所以借助于“爱情定则”大讨论呼唤有爱情的自由的婚姻。其时的储松雪也刚从旧婚姻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又面临着现实生活的艰难，于是二人在相互的通信中逐渐产生了共鸣，并最终走到了一起。然而婚后生活却并不如理想的那样，二人因为性格经常磕磕绊绊，即使有了孩子以后，两人价值观的差距也在时时考验着这个家庭的稳定性。1926年《性史》事件爆发，张竞生出走北大前往上海，储松雪也并不满足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在上海大革命的氛围中日渐脱离张竞生的视线离家出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其后二人种种纠缠，终于在1931年底结束了这段民国时期颇具传奇色彩的所谓自由结合的婚姻。[1934年，张竞生被通缉中，储松雪到香港接走了他们的孩子，从此各自成为了路人。]在这段婚姻中，受过新式教育，个性颇为刚强的储松雪无疑居于婚姻的主动地位，使得张竞生颇为狼狈，一时间对于婚姻有些心灰意冷。
1935年，因为邹鲁的介绍，人到中年的张竞生开始了他的第三段婚姻，一位大户人家庶出的小姐、中山大学的法律本科生黄冠南走进了张竞生的生活。从此以后，不论张竞生声名如何，不论是在广州，还是抗战中避难饶平大榕铺村的老家乡下，她都生死相随，前后一共为张竞生生育了五个儿子，给了张竞生人生中最温暖的一个家。1952年，张竞生在广州学习工作期间，因为特殊原因黄冠南自杀，给张竞生留下了永久的痛。在张竞生晚年所写的回忆散文中尽管出现过很多女人的身影，却从来没有关于这位妻子的只言片语。
总而言之，张竞生的感情和婚姻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尤其当我们读了他晚年以卢梭《忏悔录》精神所写的散文集《十年情场》《浮生漫谈》《爱的漩涡》，更可得到印证。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他这一生的婚姻还是颇为有争议的，包括那一场无疾而终的“黄昏恋”。就幸福的标准而言，我们显然更认同杜国庠与陈御仙一生一世的夫唱妇随。这其实也间接证明了性格决定命运，或者再加上一句，留学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八、文化两山峰
民国以来，在参与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一长串杰出的潮汕文化人中，张竞生与杜国庠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两位，他们以各自的思想学说，在全国范围之内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堪称潮汕新文化史上的两座山峰。比较有趣的是两人的学术起步皆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只是此后个人境遇包括学术理路、人生追求不同，最后的发展也是差别极大。留学期间张竞生主要研习的是哲学，归国后其学术理路从最不实用的哲学一路向美育、性育、乡村建设等具有实践性很强的学术方向发展转变；而杜国庠留学期间研习的是经济科，但归国后的学术理路却从最实用的经济学一路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哲学的现代化方向发展演进，并与其从事的具体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
张竞生的学术大约以1932年为界，前面的十年算是作为“偏师”参加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他所提倡的“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包括后世最为争议的《性史》及“性学启蒙”，无疑也都是新文化运动光谱中的一抹色彩，他们曾经发生过的影响正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和纵深性。1932年之后的张竞生与之前判若两人。他不仅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更是放下大学教授身段，放弃留学博士头衔，亲自拿起锄头，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中，十多年间几乎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若单从实践方面讲，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文人或者乡绅做到过这一点。乡村建设成为他人生后半场的主要历史使命——不仅完成了由务虚到务实的巨大转变，也算是完成了人生的一场救赎！
杜国庠的人生包括学术以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分界线。北大任教时期他的治学方向就已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学说了，1925年从北大辞职投身家乡的改造运动，尤其是经历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二次东征及出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杜国庠在火热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社会的理想信念。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武装革命后，他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当然，他是一个文化人，手中的笔就是他的武器，他是早期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杜国庠学识渊博，其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哲学、文学及政治学等诸多领域，而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着力最深、成就最大。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系统理解和灵活运用，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高度阐扬，对先秦逻辑学的深刻探讨，在他所处的时代无不具有开拓性质，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张剑容《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杜国庠学术思想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2期。]
林岗说：“在近现代重塑、改造中国此起彼伏的大潮里，存在两个既有联系又有目标差异的方向：政治的方向和社会改造的方向。前者致力于政权的重造。……后者则致力于社会局部的革新改良。这些社会改造运动与政治有联系，但却不以政治的方式而以社会改良的方式进行。”[林岗《林岗集》，广东人民出版2022年，第287页。]在近现代无数优秀的潮汕文化人中，张竞生和杜国庠两人无疑都深度参与到这场重塑和改造中国的大潮中，他们也都做出了较为杰出的贡献。不同的是，张竞生的文化活动明显属于局部社会改良式，而杜国庠的文化活动贡献则主要在政治重构的方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