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彬
三、掌教金中
人生就是这么有趣且充满戏剧性，在北大与张竞生交往并不多的杜国庠，兜兜转转，竟也到省立金山中学当起了校长，成为张竞生的后任。两人在金山中学校长任上时间都不长，却均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迹。
潮州省立金山中学是潮汕地区的最高学府，由前清潮州总兵方耀创办的金山书院改制而来。当初为保证书院的日常运行，方耀为金山书院置备了丰厚的“学田”，这些“学田”包括在汕头的房屋出租所产生的丰厚利润，一直是许多人想要染指的对象。民国以后，政局变换，觊觎金山中学这块“肥肉”的甚至还包括了省政府里别有用心的人。1920年前后，围绕着学校改制，广东省政府有人想趁机将金山中学的附属田产房屋收归省有，受到潮籍省议员们的集体抵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顶着留学博士学位又是民国南北议和功臣的张竞生，被家乡的议员们紧急召唤，接受当时还叫省立潮州中学校的校长一职，9、10月间从巴黎启程，11月抵达广州，从陈炯明手中接过代理校长的聘书，便走马上任了。
到任没多久的张竞生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其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整顿教风。辞退一批知识陈旧、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态度不认真的教师，大量引进高素质的年轻教师，聘任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毕业的李春涛担任学监。其二，注重校风校纪建设，整顿学风。通过整修宿舍、食堂、教室等硬件设施，使校园面貌一新，又颁布各项规定措施，如增加早操、游泳等体育课程，以及课间学术演讲等，加强学风建设。其三，招收女生，开潮汕男女同校之先河。1921年夏，积极响应广东省政府的号召，冲破守旧势力的阻碍，率先招收八名女生入学，成为潮汕地区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其四，不畏权势，清理校产。张竞生入校不久即发现学校财政窘迫，资产管理混乱，遂成立专门委员会，并亲自带人到汕头调查校产管理和收入情况。校产清理工作不仅追缴了租户历年所欠旧账，还无意中查清了一些被隐瞒很久的学校资产。但这样的作为无疑也得罪了利益集团，兼之张竞生治校时的其他一些激进做法得罪了保守势力，他们便抓住学校工作中出现的偶然事故加以夸大，不仅在报纸上向张竞生大泼脏水，写匿名信向省教育厅告黑状，并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罢课闹事，一时间社会舆论纷纷指向张竞生。留学十年，怀着理想和热情投入工作，本抱着一腔热血报效家乡的张竞生，受此打击，便于新学期不久的9月底辞去校长职务，去职远行。十多年后，学校概览的编辑们在校史中如是评价道：“张自欧西来，锐意振作，校务日有起色，然持论太新，不合桑梓旧俗，其秋即辞职去。”[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概览编辑委员会编《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概览》，1935年第4页。]
1925年春间，杜国庠从北京返回故乡澄海，7月即出任县立澄海中学校长，暑期招生主持招考了六名女生入学，首开澄海男女同校之风气。11月底，潮州省立金山中学学生发起驱逐校长黎贯的学潮运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专门派出杨嗣震、刘康侯、郭瘦真三位代表到校处理风潮一事。12月24日上午，经周恩来推荐，蒋介石、汪精卫签署意见，杜国庠正式就任省立金山中学校长一职。临危受命的杜国庠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支持学校成立新的学生会自治组织，以摆脱外来因素尤其是当时外来右翼学生组织的干扰，杜国庠也经常出席学生会的组织活动并发表讲话，支持学生代表参与到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中。其二，引进一批有朝气、思想革命的年轻老师，进入到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如聘请李云章、李春涛、李春蕃、王显诏、刘康侯、郭瘦真等二十余人为教员、兼职教员或其他管理人员。其三，民主治校，通过民主选举，组成由教师、学生、工友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参与学校重大事项决策并监督校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师生奋发进取的积极性。其四，积极宣传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革命思想，邀请周恩来、恽代英、李春涛等东征军以及东江行政委员会的领导来校演讲，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其五，清理校产，一统财权。金山中学的校产管理，之前一直是由校董会管理，“校董会，管理校产，以预算应付校用，兼监督用途。董员由九县县议会教育局各首席，及潮籍国省会议员组织之。公推主任一人，总持大纲，有事则召集公决。”[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概览编辑委员会编《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概览》，1935年第6页。]这种管理方式实践证明早已弊端重重。杜国庠甫一上任，即假教育厅明令取消各省立中学校董会的机会，成立了校产清理委员会，以黄国极为主任。因为兹事体大，杜国庠不仅在学校《金中周刊》上辟出专栏，专供老师和学生们讨论，以形成舆论效应，共同应对利益集团的各种泼脏水等行为。同时又争取到东江行政委员会和汕头总商会的支持与协调，最终将校产的管理权收归学校。清理校产完成之后，将田产、房屋按市场价格出租，租金比往年增租三万余元，彻底解决了校产清算和学校发展资金问题。
在杜国庠主持金中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北伐战争进展顺利，但国共合作分裂的趋势愈发明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分子一直在暗中阴谋夺权。反映到金中，就是国民党一直试图在学校中搞党化教育，以加强对老师队伍和学生的思想控制。杜国庠对这种行为持消极态度，尽力抵制国民党右翼的种种做法。1927年新学期初，国民党右翼通过部分学生发难，先是破坏学生会正常的换届选举，嗣后又打着改组委员会名义在学校散发《驱逐杜校长宣言》。3月12日上午，在西湖中山公园举行潮安各界纪念总理逝世二周年集会，大会发言后的主席团提案竟然出现《控告杜国庠》议案，直接谩骂与攻击杜国庠本人，学校师生群体哗然。尽管学校绝大部分师生支持杜校长，潮汕各界包括学生会组织也一起发声支持杜国庠，但山雨欲来风满楼。4月15日，广东军政府清党开始，金山中学师生数人被捕，杜国庠因在汕头出差，赖学校工友奔走相告，始免于难，回澄海乡间隐蔽数月。此次清党，杜国庠好友李春涛等人被捕牺牲，金山中学亦有师生数人被杀害。
1921年初，张竞生任上，学校由潮州中学校改名为省立金山中学；1926年初，杜国庠任上，学校又由省立金山中学改名为省立第四中学。在学制改革上，张竞生向教育部提出了“选科制”未能实施，杜国庠则提出并落实了“三三制”。张竞生和杜国庠的金中缘实际上远不止于此。1926年7月17日，张竞生抵达汕头，18日上午，即在潮州省立金山中学为师生们作了题为《在那时做那事》的演讲，并赠送《美的社会组织法》一册予金中图书馆。张竞生此次的金中之行，据笔者的考证当是应了杜国庠的邀请。不仅如此，在金山中学清理校产工作遇到来自利益集团巨大舆论压力的时候，张竞生更挺身而出，在汕头《大岭东日报》连续发文支持当时如火如荼的校产清理工作：《怎样保存与扩充“金中”校产的办法？》《胡为乎来哉——金中佃权维持会？》《胡为乎来哉？——金中佃会一封书！》《胡为乎来哉？——金中佃会的启事！》，这几篇文章皆为校刊《金中周刊》所转载。张竞生以前金中校长的身份将问题追根溯源，火力全开，直指当时新成立的所谓“金中佃权维持会”，揭露其虚假面孔！金中清理校产工作取得全面胜利，其中也有张竞生的一份功劳在，我想杜国庠对于这份情谊应该是感念的。
四、沪上风云会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成当时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迎接并包容一切古今中外文化。商业嗅觉极其敏感的潮人群体，不仅早早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历来喜欢投亲靠友的潮汕乡亲前来大上海谋生、求学或卖文者更是络绎不绝。据王艾《地缘文化与美术潮流——以岭东绘画与上海美专的亲缘关系为中心》一文统计，抗战前单是在上海美专求学过的潮籍学生就有百人之多。文化人中甚至还形成了一个“潮汕作家群体”，他们中有杜国庠、杨邨人、戴平万、洪灵菲、冯铿、柯柏年、李春玮、许涤新、许心影、许美勋、梅益等等，此外，出版人中有陈卓凡、王鼎新等，电影人中有郑正秋、蔡楚生、陈波儿等，新闻人中有黄天鹏等，也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然而在所有这些勇闯上海的潮人中，杜国庠和张竞生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两位。
上海可说是张竞生的福地，是其人生旅程中重要的启航点，但也是他命运的滑铁卢、转折之地和伤心之地。1908年秋，张竞生考入上海一所法国教会创办的震旦学校，由于接受不了其中的宗教氛围，一个学期后即离去，这是张竞生的初次上海接触。1911年底，辛亥革命成功，张竞生作为同盟会员以南方议和团代表处秘书的身份，跟随汪精卫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整个南北议和的全过程，是为张竞生的第二次上海居住经历，自然是极为愉快的一次经历。嗣后，由于有功于民国，被中华民国临时稽勋局选派为第一批公费留学生，10月，从上海启程，即开启了他长达十年的法国留学生涯。若仅由此看，上海自然是张竞生的福地和人生重要的启航点。
1926年夏张竞生从北大辞职，在家乡稍作停留后不久即选择上海作为他人生中的下一个站点。先是受邀出任刚成立不久的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创校校长周勤豪也是一位潮汕人。由于《性史》一书盗版及假冒之作在社会上疯狂传播，争议之声越来越大，作为始作俑者的张竞生不得不亲自出来回应，而学校教务长的身份自然成了一种束缚。于是跳出教授身份，自己创办一种杂志就成了选择的必然，不仅为了反驳社会上的批评之声，更是放下包袱，有了一个可以自由畅所欲言发表观点的平台。1927年元月一日，张竞生主编的《新文化》月刊横空出世，4月，他所创办的美的书店也开张了，自此一个属于张竞生的大舞台完全拉开了帷幕。这个大舞台的主题自然是性文化和性教育，张竞生有一系列自己的发明创造：性部呼吸、第三种水等，还发表了一些触及传统道德禁忌的话题如处女膜、裸体研究等，这些发明或者观点皆可用“惊世骇俗”来形容，镇得一般的道德家们目瞪口呆，乐得一些年青人疯狂购买《新文化》月刊以及美的书店出版的关于性学方面的小册子，气得上海四马路上同行是冤家的众多书店一致的切齿反对与密告——强烈要求警察厅查处这些所谓的淫秽出版物。至于舆论上的讨伐、围剿更是铺天盖地而来，周作人、周建人、夏丏尊、潘汉年、潘光旦、梁实秋、高长虹等，张竞生则以《新文化》月刊为阵地，像一个斗士，精气神十足，以一人之力与几乎整个社会舆论相抗衡，像极了堂吉诃德手持长矛与风车的战斗。11月底，也是《新文化》月刊第六期出版不久，经多次官司缠身之后，该杂志终究还是被上海临时法院以涉及“猥亵”之名勒令停刊。张竞生虽然以公开出版《性书与淫书》的方式向法院抗告和自辩，也只能是一种发泄不满，于事已完全无补。而这时美的书店命运也是风雨飘摇，不断被警察以搜查“淫秽书籍”之名查扣大部分书籍，动辄以售卖“淫秽书籍”之罪名罚款了事。1928年4月，禁不住连续不断的骚扰、罚款等，美的书店最终也关门停业转让。5月，张竞生又出版《情化》杂志，试图东山再起，却被一场又一场官司打得精疲力竭，最后只能投降认输，从此失去了发表任何关于性文化与性教育言论的平台和机会。而他个人也几乎完全斯文扫地，从一个堂堂北大教授，留学哲学博士，沦落为到处受人讥讽的“性学博士”。短短两年间，命运如此跌宕起伏、转折，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性学博士”的标签却需要他用一辈子背负着来赎罪、来偿还！
1928年底，在安排好妻儿生活，与上海世界书局签约好翻译世界名著方面的合同之后，张竞生再次踏上法兰西之路。虽然翻译了一些著作如《卢梭忏悔录》《梦与放逐》《印典娜》等，出版了著作《伟大怪恶的艺术》《烂漫派概论》等，但在上海也并没有激起多少涟漪。1934年夏秋间，张竞生第四次到上海几个月，可以说是真正的卖文谋生，然而物是人非，他的文字也几乎引不起人们丝毫的兴趣，落寞的张竞生不久即返回广东，从此与大上海便渐行渐远了。
在杜国庠的生命进程中上海显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说去日本留学往返都要经过上海，即使就职北大以后每次回家，上海也是其重要的中转站。大革命失败以后的1928年初，杜国庠再次来到上海，2月，经钱杏邨和蒋光慈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便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加入上海文化战线的革命斗争中，直至1935年被捕入狱并被押解苏州反省院。抗战胜利后的1946至1948年，杜国庠再次返回上海，以民主党派人士身份著书教书。
初到上海，杜国庠接触的是留日时期的朋友钱杏邨、蒋光慈、郁达夫以及潮汕老乡杨邨人、戴平万、洪灵菲、柯柏年、王鼎新等人。除了加盟钱杏邨、蒋光慈等人创办的太阳社，为《太阳月刊》撰写稿件外，杜国庠还积极建议潮汕籍老乡创办自己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这就是“我们社”。我们社成立后，杜国庠和郁达夫为正副顾问，洪灵菲为社长兼主任编辑，戴平万为副主编，并出版了《我们》杂志。由于杂志发表了大量具有突出革命色彩的文学作品，仅出版三期就被国民党查封。同时，受党组织委托，杜国庠建议潮籍华侨陈卓凡在上海开办一间书店，陈卓凡接受建议，赶赴印尼等地多方筹措资金，最终在上海成立了“南强书局”，杜国庠担任南强书局编辑兼撰述，王鼎新出任负责日常事务管理的总经理，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南强书局出版了许多进步文学书籍。杜国庠的强项不是文学创作，而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文艺批评等。这一期间他以“林伯修”为笔名，大量译介了日本和俄罗斯以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为主的革命文学作品和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著作，如日本著名无产阶级作家林雄的小说集等。在译介经济学和哲学著作方面，他从日文转译了如《旧唯物论底克服》《金融资本论》《艺术论》《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社会学底批判》《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史的一元论》《理论与批评：新兴文艺理论》等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文艺学方面的著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发表于《海风周报》1929年第12期的《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是杜国庠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第一次从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指出当时革命文化战线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突出成绩，1929年10月，杜国庠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委员一职，并参加了左联成立的筹备工作。1930年3月2日下午，杜国庠与鲁迅、冯雪峰等五十余人参加了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二楼召开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5月21日杜国庠又与宁敦任、邓初民、吴黎平、朱镜我、王学文等三十余人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大会。杜国庠与朱镜我、王学文、潘梓年、彭康五人，组成第一任“社联”党团，朱镜我任党团书记。朱镜我之后，王学文接任党团书记；王学文之后，杜国庠接任党团书记。10月，杜国庠又参加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并成为“文总”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自1929年10月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委员一职，至1935年2月被捕入狱，杜国庠一直都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并接受党的委托成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负责具体指导和协调当时革命文化战线上的各项工作，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与阳翰笙、夏衍、田汉、冯乃超等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他还编写了《美俄会联合战日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论辩文作法讲话》《第二次五年计划》《日本与中国》等著作，密切关注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及日本问题。
上海时期的张竞生与杜国庠，1928与1934年时间上还是有些交集，虽然都与上海潮人的圈子有紧密联系[张竞生经常在住所招待潮汕老乡，接济求学上遇到困难的年轻人，也曾经向上海潮人会馆开炮为年轻人出头争取利益。杜国庠更是上海潮人文化青年的老大哥和引路人，不仅热心帮助介绍工作，而且在精神上影响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但一明一暗，可以肯定的是二人绝无再见面的可能。1928年初的张竞生大体上已经从“如日中天”开始急速滑落，到年底即落寞地退出了上海的舆论大舞台。而冷眼旁观张竞生谢幕的前同事兼老乡——杜国庠，则正以“林伯修”为笔名逐渐打响了其在上海文化圈的名声，尤其是在宣传马克思哲学、经济学和文艺学方面，成绩斐然，也使他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人之一。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潮人至此在上海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想个中既有时代使然也有性格和兴趣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