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彬
1929年4月10日，经过多年筹备，由蔡元培任名誉会长，蒋梦麟任会长的民国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南市新普育堂正式拉开帷幕，展览会会期二十余天，参观人数累计达十数万之众，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其美术史价值言，商勇评价道：“举办于1929年的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在国内举办的覆盖面极广的美术展览会，它具备了现代美术展览会的所有特征，是晚清至民国初年，美术创作的一次大检阅，从此开了全国美术展览会的先河，它不仅真实呈现了20世纪初期美术创作的大势格局，而且影响了今后美术创作风格的走向。”“1929年的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此时代的当口举办，几乎是晚清至民初中国画坛各类面貌的艺术创作，一次高度浓缩的集体展示，它提供了中国绘画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型时期的一个最具代表的横切面。”[商勇《艺术启蒙与趣味冲突——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民国十八年，1929年）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6年博士论文。]会展组委会提前一年多在《申报》以及各省报刊发布征集作品的广告，全国的美术工作者纷纷踊跃报名，盛况空前。“计此次出品，据总干事孟寿椿之报告，全部——分书画、金石、西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美术摄影等共七部——普通出品人约一千零八十，出品四千零六十件，入选者五百四十九人，出品一千二十件；特约者三百四十二人，出品一千三百二十八件。”[王显诏《参观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记略》，《二师月刊》1930年总第5、6期合刊。]
王显诏这里提到的“普通出品人”即是自由报名参展的美术工作者，“特约者”是组委会为保证美展质量向已经成名的美术家发出的邀约。“普通出品人约一千零八十，出品四千零六十件，入选者五百四十九人，出品一千二十件；”从数据不难看出，美展审查员对于参展作品审查之严格。
通过美展发布的参展作品目录我们得知潮汕地区共有三人入选：黄史庭、李琼华、王显诏。黄史庭入选作品是《煨芋余趣》《法聪和尚》，李琼华入选作品是《鹦松》，而王显诏的五帧作品《韩山红棉》《湘子江城》《双旌飞瀑》《涸溪塔影》《韩祠橡木》全部入选，达到了美展规定的展出作品的上线，这在五百多位“普通出品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王显诏收到组委会的邀请于4月25日抵达上海，参观了数天，撰写有《参观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记略》发表在《二师月刊》1930的总第5、6期合刊上。关于王显诏五帧作品入选美展的原因，美展审查员之一的陈小蝶是这样说的：“春间全国美展会，审查时人作品，见王君显诏画，皆惊曰：‘真石田也。’予观君布局敷色，多折衷西洋法，而运笔独用腕力，浑然中锋，绝不假借。此直无意学石田，而与石田合者也。”[陈小蝶《王显诏画例序》，转引自《二师月刊》1929年总第2期。]陈小蝶还在一篇总结美展上中国画的文章中，俨然把王显诏列为“美专派”的代表画家之一：“然会中所列王显诏五帧，笔力宛然石田，而敷色力之伟岸，一望知为美专画派。吾侪检画之时，赞赏此作，不觉同声称绝。”[陈小蝶《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美展》第4期，1929年4月。]在普通观众眼里，王显诏的作品也引起了一定的共鸣，《申报·自由谈》里舞成君之《美展两日记》里说：“现代国画，占全部会场之半，瑕瑜互见，颇不为少。而画之佳者，率非海内知名之士，其中如王显诏之阔笔山水，而用西洋设色，皆自有其生命，而名字绝无人知，殊为可异……”[转引自王显诏《参观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记略》，《二师月刊》1930年总第5、6期合刊。]
参加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会，王显诏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这次之出品，亦是孩子们所做的玩意儿之一，原来照章每人可以投寄二十件，我因没空，便以《韩山红棉》《双旌飞瀑》《湘子江城》《涸溪塔影》《韩祠橡木》五图了事，私意以为如斯隆重之大美展，丑媳妇试见公姑，诚惶诚恐，如果不大遭鞭斥已是大幸。”结果却是“一展成名”。美展结束后，组委会还专门印制了两册精美的《美展特刊》，一为收录中国书画陈列部中的精品，一为收录西画陈列部中的精品。其收录中国书画陈列部的《美展特刊》共收画家187人，每人一幅作品，而王显诏的《湘子江城》入选其中，与全国知名画家并列，实为一难得的殊荣。既然已经被人欣赏，何不趁热打铁借“名人效应”来个名利双收呢？或许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王显诏大胆请求同为美展审查员的陈小蝶、王一亭、哈少甫三人为他的画作制订润格，这个润例不仅出现在《申报》的广告页上，陈小蝶还特别撰写了《王显诏画例序》加以推荐，序中不吝赞美之词，奖掖这个他们一致看重的来自偏远地区的年轻人，这对于刚刚出道不久的年轻画师显然又是一次喜出望外的收获。[在全国第一届美展展出目录里，王显诏的五帧作品全部标价为50元，他如李苦禅的《雏鹤声》标价30元，王显诏画作的这一价格在年轻画家中已经算是相当高的了。]
载誉归来的王显诏一下子声名鹊起于美术界，虽然有了海派名人的“背书”，但如何把这骤然而来的名声和利益一直保持下去，对于年轻成名的王显诏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于是，我们便看到一年后的1930年7月由于右任先生题写书签的《王显诏山水册·第一集》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发行[于右任是王显诏1923年上海大学美术科毕业时的老校长，同时也是全国第一届美展的理事，笔者认为山水册能在西泠印社出版或许正是于右任的牵线搭桥。]。集中共收山水作品二十幅，除了原来参展的五帧，其他十五帧显然就是王显诏这一年多交出的答卷。这十五帧山水作品仍然延续了参展作品的风格，使得整个山水册风格统一、鲜明，而山水册一经推出，即十分热卖，很快便于第二年的2月再版。[当代美术评论家认为这几幅作品成功的原因即“折衷中西画法”：“集中体现了王显诏的实景写生与经营构图的味道，更重要的是用传统文人山水画的笔墨完美地再现了西洋风景画的透视法，颇有现代感。”（刘菲菲《民国期间潮州地区中国画家群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再版的《王显诏山水册·第一集》比之初版增加了六帧名人题词，他们依次是：吴湖帆、吴徵、胡汉民、章炳麟、蒋梦麟、谭泽闿。这些名人中既有书画名家，也有民国政府要人，以及学界文化名人，使得原本略显普通的山水册一下子增色不少。我们实在不知道僻居潮汕一隅的年轻画家王显诏是如何操作让这么多名人愿意为他的这本小小的山水画册题词？而接下来的几年，这个题词的名单竟然达到了令人瞠目的近百人。1937年5月，汕头市自强印务局承印的《题王显诏先生法绘诗词集钞》，收入海内名流蔡元培、柳亚子、叶恭绰、刘海粟、林风眠、吴梅、黄宾虹、林森、徐世昌、陈树人等八十余家题词，这份名单几乎将当时美术界、学界和政界的文化名流小半数收入囊中（未收入书中题词的还有周作人、钱钟书等）。[北平著名的画社期刊《湖社月刊》编辑曾记录：“1930年，广东画家王显诏将近日新作影印成册，寄赠湖社画会。”将印行的画册公开寄给不相识的业界同行大佬，有时是会得到他们的赏识，但是政府要员、学界名流等人的题词又当如何解释呢？我的朋友陈贤武君认为王显诏至少得到了上海强大的潮州商会的支持。本人以为王显诏身边的朋友也给予了不少的支持，如周作人的题词当出于同事兼好友丘玉麟的介绍，詹安泰也应该介绍了不少学界之人给王显诏。]
关键是这些名家题词皆是以墨宝形式寄赠给了远在“省尾国角”潮州的王显诏，这在民国美术史上确实是一桩十分罕见的盛事。[1946年12月，王显诏携自己画作以及这些墨宝前往东南亚各国举办个人书画展，1947年春归国时遭遇海难，这些墨宝全部遗失海上，但有几只箱子为人所打捞，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收藏家找到王显诏后人，将这批墨宝送还他们手中。]李伟铭先生认为这既是王显诏特别的交际能力使然，也与他的综合素养有关：“王氏的艺术活动区域并非如王远勃、谢海燕处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僻处海隅而又能够引起天下名流的普遍关注，这固然缘乎他的交际能力，但也不能排除其深湛的艺文造诣具有不同凡响的魅力。像王氏这样‘名满天下’者，当时潮汕画坛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人。”[李伟铭《王显诏及其画学》，收入《图像与历史——20世纪中国美术论稿》书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在出版个人画册的同时，王显诏还做了一件长期以来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操作——《缵槐堂题画诗钞》三十三首。这组诗连续发表在《湖社月刊》1931年的第38-49期，以及1932年的第55-57期。缵槐堂是王显诏位于潮州古城小巷里老宅的一处建筑的名称，这里显然是被王显诏拿来做了自己书斋或者画室的雅号。王显诏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地方上有名的古董字画鉴赏家，尽管在上海接受的是现代西洋音乐和美术教育，但王显诏的旧学功底如诗词、书法皆有一定造诣，明显是受了家学的影响。从这组题画诗发表的时间，笔者可以肯定它们与《王显诏山水册·第一集》，都是王显诏趁着第一届美展的东风打造自己、宣传自己和包装自己那个雄心勃勃计划的一部分，包括选择在《湖社月刊》上发表自己这组精心撰构的题画诗篇。众所周知，湖社是中国北方最有影响力的美术社团，而《湖社月刊》又是湖社的会刊，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湖社的画家们素以复兴传统中国画为自己的特色和使命，与海派绘画中的一贯创新求变截然不同。王显诏的这组题画诗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写作，其主要内容即是对明清以来绘画传统和绘画技法的高度认同，不论是点评古人画作，还是批评今人包括王显诏自己的作品，题材上或七言或五言，语言清浅优美，用词雅致，意境鲜明，总之，这组诗是深得传统题画诗之壶奥。如此一来，王显诏在美术界的声名又以其扎实的旧体题画诗功底而赢得了来自北方传统画家的认可。当然，王显诏的题画诗后来还大量发表在如《国画月刊》《艺风》《中国美术季刊》等专业刊物上，都在不断扩大着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我们认为王显诏的第三个操作即是加入有影响力的社团及不断地参加美展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潮汕地区的美术社团主要有两个：一是林受益、陈文希、曾幻一等于1928年在汕头创办的春阳绘画研究所（春阳画社），一是孙裴谷、范昌乾等于1931年在汕头组织成立的艺涛画社。根据现有资料，王显诏虽然与这两个社团都保持有联系，但并不是他们的社团成员，尤其在声名鹊起之后，王显诏的社团活动明显主要是放在了外面的世界。1930年7月，由叶恭绰、贺天健、黄宾虹、吴湖帆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画会，这也是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美术社团，王显诏是这个社团的成员，只是不知何时加入。1934年11月，中国画会又创办了会刊《国画月刊》，王显诏曾在《国画月刊》1935年的第7期，第9、10期合刊上发表过《题画》《自题画卷》等十余首题画诗作。或许因为距离原因，未见其参与该社团的其他活动。1933年1月1日，由徐悲鸿、陈树人、孙福熙等发起的艺风社在杭州成立，同日《艺风》月刊创刊，孙福熙担任会长，同时也是《艺风》杂志的主编。艺风社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美术团体，会员最多时达六百余人，王显诏也是其会员之一。艺风社除了创办月刊，其主要的影响力就是抗战前主办了三届全国性质的美术展览会。1934年6月6-10日，在上海法租界中华学艺社举行第一届美展；1935年5月10-22日，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第二届美展；1936年6月3-10日，在广州市立图书馆举行第三届美展。每次展览均向全国的美术工作者征集作品，展览完成，《艺风》月刊再出展览专刊予以介绍和评介。查阅三期展览专刊，我们得知王显诏参加了其中的第一届和第三届。第一届提交参展作品六帧：《韩祠橡木》《双旌飞瀑》《韩山红棉》《青绿山水》《松鼠》《米家山》（编号421-426），第三届参展作品五幅：《红棉图》《绾云图》《万松龛图》《红菊》《秋林》（编号207-211）。此外，在第一届美展结束后，《艺风》月刊的主编孙福熙亲自邀请王显诏撰写相关的评论文章，这就是发表在《艺风》月刊1934年第9期上的《批评者应有的态度和国画创新》。另外，王显诏还在《艺风》1935年第2、6期上发表题画诗《雪梅香》和《山中题诗八首》，由此可见王显诏在艺风社是相当活跃和被重视的。
1933年11月，由蔡元培、张道藩等发起的中国美术会在南京成立，这显然是一个美术界的官办组织，初始会员仅57人，几乎囊括了全国最重要的画家、评论家、美术教育家、美术鉴赏家。我们在它的第三届职员表上（共一百一十二人），找到了王显诏的名字[广东籍的会员还有高剑父、高奇峰、方人定三人，此时三人皆在南京的高校任教。]，只是亦不知他是何时加入。中国美术会曾举办过几届小型的美术展览，我们在其出版的展览刊物上发现王显诏参加了其中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提交的作品分别是《玉兰花》《花鸟》。1936年初，中国美术会又出版了会刊《中国美术季刊》，王显诏在总共出版的四期刊物上全部都有文章发表，且在其中三期上还连载有《题画诗草》十余首。而四篇文章中的三篇属于重要的理论文章，被后来的美术史家经常选编和引用，于此可见当时的王显诏在中国美术界中心舞台上之活跃和引人瞩目。需要补充的是，早在1933年，由教育部组织派遣刘海粟作为团长的中国画家欧洲巡回展王显诏的绘画作品就曾入选其中。被体制内所认可，这也应该是当时许多画家孜孜以求的事情吧，王显诏通过自己的几年努力，终于旋转到了舞台的中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除了传统的诗书画印乃至音乐等修养外，王显诏在艺术理论方面的造诣和对于时代的敏锐观察能力，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也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兼具艺术批评家气质的画家。其早期多关注地方上的艺术风气动向，如其《广东第二师范廿二周年纪念成绩展览会的感想》《本校廿七周年纪念会中艺术展览意义》二文，稍后的《参观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记略》便具有了全国批评的视野，再到为《艺风》杂志撰写的评论文章《批评者应有的态度和国画创新》，俨然已站在时代的浪尖上纵论美术界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至《中国美术季刊》上的三篇文章《美的人生》《国画创新应取的途径》《艺术的民族气质》，其理论上占位就更高了（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总之，王显诏的理论造诣确实非一般画家甚至艺术评论家所能言所能道，这也应该是他运作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然而，热闹中却也蕴藏着危机。尽管参加了1937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美展，且有《柳鸦》以及《书法》两件作品入选，甚至《柳鸦》的标价达到了二百元，但却也掩饰不住王显诏在绘画创作上的颓势。自1930年出版《王显诏山水册·第一集》，迟迟不见第二集之下文，甚至我们也没有见到此前王显诏举办过哪怕一次属于自己的个人画展。而这一切随着抗战的爆发，王显诏的名字更是彻底从美术界的中心舞台消失不见了。
分析个中缘由，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五：一是动乱年代僻处一隅完全没有了与外界交流学习的机会。二是远离中心不仅人脉资源匮乏乃至与时代脉搏联系也不紧密，难以培养创作的激情。三是王显诏本性疏懒，走不出舒适区，且不愿再接受新的挑战。[王显诏的同事詹安泰则于抗战中走出潮州，走向中山大学的舞台，逐渐旋转到学术舞台的中心，二人的命运正形成鲜明对比。王显诏的另外一个同事画家陈文希于抗战后旅居新加坡，也创出了另外一片天地。]四是成名过早，以至后面画作既不愿重复已有，却又迟迟探索不出新路径。五是多方出击分散精力，诗人、评论家、篆刻家、音乐人等职分众多，无疑也分散了他作为画家本身的创新和探索精神。总之，从年轻时骤得大名、声名鹊起，到苦心经营，甚至不乏借机取巧，风光一时，但因为失去画家创新的基本动力，当时代大潮来临时，又不能冲破自我牢笼，最终又为时代所抛弃所忘记。我想，这就是王显诏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