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乔中
在今年七月十七日杨福家院士辞世两周年纪念日之际，复旦大学举行“杨福家星”命名仪式暨《杨福家画传》发行仪式、“杨福家教育基金”启动仪式、纪念杨福家先生逝世两周年学术报告会，我与夫人王建瑜因身在欧洲未能回国参与这一庄重而有意义的活动，深感遗憾。
杨福家先生自青年时代负笈复旦始，就怀抱科学报国的深厚情怀和高远理想，二十四岁成为中国重点高校最年轻的物理系副主任。以非同凡响的禀赋、勤勉勇毅的精神，在科学研究的广漠上，走出了一条非凡的人生之路，成为举世闻名的核物理学家、教育家。“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两年前，杨先生悄然离世，骑鹤西去。但他的家国情怀，笃学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倡导博雅的教育思想，铸造成的人格风范，成为当代学术界、教育界以及青年学生学习的典范。
我和杨福家先生是忘年之交，也是莫逆之交，相交相识二十多年，我一直忘不了知遇之恩。杨先生曾为我的政经评论集《香港第三只眼睛——龙年吹角连营》一书作序。杨先生称：“他是一位商人，更是一位文人，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者’”；又说“政论时评，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怀着赤诚之心，发出声音也是真诚的。动机和出发点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些话语，既是杨先生对我的勉励和肯定，也表现出杨先生对人对事评价的价值标准。杨先生长期担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特聘我为宁波诺丁汉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客座教授。二○一五年五月、二○一六年九月和二○一九年十一月，杨先生先后三次邀请我赴宁波诺丁汉大学，分别作《鲁迅与胡适》《人与五个世界》以及《凯普回顾与展望》三次演讲，而且三次都是他亲自主持。杨福家先生对我的学术报告给予了充满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的评价。所以，杨先生是我的知心人。
杨福家先生离开我们两年了。但我们总感到他从未离去，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们心中。近日，我们刚好在丹麦，便专程去参观了被誉为“科学圣殿”的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实验室。这里，不仅是物理学史辉煌篇章的书写地，也是杨先生当年承载着国家荣誉与民族希望的重托，远赴重洋求学的起点——一九六三年，杨先生被选派到玻尔实验室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在玻尔实验室求学的日子，杨先生与小玻尔亦师亦友，既互相成为学术引路人、探索者，又是科学工作中相互扶持的好朋友。这段经历，使杨先生在科学认知上达到新高度，同时深刻塑造了立身处世、追求卓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杨先生曾经与我分享他在玻尔实验室的感受：每时每刻如同置身于智慧与灵感的激流，每一次实验、每一次讨论，都激发着他对科学无尽的好奇与热爱，也让他深刻体会到，科学没有国界，作为科学家，要追求真理，更要勇于担当，但个人心中要永远装着国家和人民，个人理想也要融入国家与民族复兴大业。
站在庄重、朴实而又神秘的玻尔实验室门前，我们更是能真切感受到杨先生当年对国家承担的责任、对祖国深厚的爱以及在特殊科学研究上必须追求卓越的执着情怀。反观当下，虽不乏在各自科学领域发光发热取得杰出成就者，但社会上也出现一些追名逐利之徒，如果将其与杨福家先生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的情怀，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的精神品格相对照，高下立判。
杨福家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了解到美国即将全面推动科技创新的信息，他便推动科学创新的新体制并开始在全国各地推广传播“知识经济”新理念。机缘巧合之下，我成为聆听杨院士“知识经济”的受益者。每次聆听他的教诲，都是如饮甘醇，如沐春风。杨先生曾在多次不同聚会与演讲中说：要真正将“知识经济”理念在内地落地生根、并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国家科技进步。每每想起杨先生的这段话，我心中总是感慨万千，既感到自豪又感到惭愧，自豪的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惭愧的是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将理想抱负做得更好。在杨先生“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理念的影响引领下，我和夫人从教育报国的理想，转变为科技报国的抱负，创立香港科创公司和凯普生物科技公司。创立之初，杨院士就为凯普发展指出明路──“凯普产业发展必须紧贴二十一世纪科技前沿”。因为他的指引，凯普迈进了知识经济领域，慢慢走上了科技创新产业化道路。
星光永照天宇，精神万古不磨。我们为“杨福家星”命名仪式及纪念杨福家先生学术文化活动的举办感到欣慰，我们为宇宙星空中永远有一颗璀璨的“杨福家星”感到骄傲和自豪。愿我们共同守望与传承“杨福家星”所蕴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由衷希望学者们、青年学子们都能传承、弘扬杨先生热爱祖国的崇高情操、追求卓越的精神气度、倡导“博雅”的教育思想，以渊博儒雅的人格养成为目标，奋发努力，成为社会的栋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