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甘肃文化学者袁鹏，历经十年，跨越万里，搜集到800余份珍贵抗战史料，并将其数字化副本全部无偿捐赠给甘肃省档案馆。近日，记者对话袁鹏，听他讲述投身抗战史料研究的心路历程。
记者：您最初是因何契机开始关注抗战史，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抗战历史？
袁鹏：儿时对抗战岁月的记忆，多是从《地道战》《小兵张嘎》等这类经典电影里获知的。直到后来考入军校，视野才真正被打开：作家兼纪录片导演冯雪松为寻找战地记者方大曾所做的漫长追寻，让我看见历史背后那些不该被遗忘的身影；樊建川先生倾尽心力的抗战收藏，每一件实物都是无声的见证。这些真实的记录与坚守，彻底点燃我对抗战历史深入探究的火种。
2015年春天，我着手筹划抗战老兵口述纪录片《家国》。可在搜集资料时，才切实感到困难。许多老兵的生平资料零散匮乏，有些历史事件甚至连一张清晰的照片都找不到。那时，我注意到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方向——西北抗战历史领域仍存在不少待填补的空白。于是，我开始聚焦西北抗战史研究和史料搜集，这一聚焦便是十年。不为别的，只想为那段永远值得铭记的历史，多留存一些细节和印记。
记者：2015年参与拍摄抗战纪录片时，与老兵深入交流带给您怎样的触动？
袁鹏：纪录片拍摄经历至今感触颇深。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抗战老兵，尤其是与西安的李景章、文天恩两位老兵深入交流时，他们的讲述让文字里的“抗战”变得鲜活又沉重。记得老兵们聊起上战场的岁月，原本平静的语气会突然变得激动，仿佛又回到那个烽火岁月。当看到他们头部留下的弹痕，听到他们含泪述说战友们不畏牺牲、奋勇杀敌的经历，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抗战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关于牺牲、思念与坚守的生命故事。
记者：您认为年轻一代研究抗战历史有什么独特意义和挑战？
袁鹏：作为一名90后文化研究者，我始终觉得年轻一代涉足抗战历史研究，既是带着独特视角的“接力”，也是直面时代课题的“闯关”。每当整理发现新的资料，或是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同龄人转发、讨论时，我就觉得付出的一切很值得。年轻一代对抗战史的研究，或许走得慢，但每一步都是在为这段记忆“续力”，我们既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记忆的“传递者”，这份责任，值得年轻一代坚持下去。
记者：这十年间，您是如何系统性地搜寻这些史料的？主要走访了哪些地方？遇到了什么困难？
袁鹏：最初的资料搜集，更像是一场“碎片化的寻宝”。国内旅行时，我总会特意绕到当地的旧书摊或图书馆，在泛黄的书页、堆积的旧刊里翻找可能的线索。但旧书摊的搜集方式，客观上要投入不小的资金，长此以往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这成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另一部分努力，则聚焦于国内外海量的数据库上，比如从日本、俄罗斯到美国的档案馆，我逐一检索相关馆藏。可新的挑战随之而来，这些档案不仅存在语言壁垒，很多数字化扫描件的清晰度参差不齐。为了确保信息准确，常常需要反复对比不同来源的版本。每一份资料的获取，都是反复查找、耐心打磨的过程。
记者：十年漫漫寻访路，是什么信念支撑您持续进行这项工作？
袁鹏：这源于对历史真相的坚守与对和平的敬畏。寻访工作并非单纯留存苦难，而是希望通过挖掘多元史料、还原历史细节，为人们创造深入了解历史的方式。唯有让更多人清晰认知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铭记先辈所受的苦难，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让和平的理念真正深入人心。这份“以史为鉴、守护和平”的责任感，是我十年来对抗艰难、持续前行的动力。
记者：您搜集的珍贵史料如何揭示日军战前就对西北地区进行了长时间、周密的侦察？
袁鹏：比如抗战爆发前日本编辑出版的方志、游记，这些史料从三方面揭示日军战前对西北地区的长期周密侦察与准备。日军依托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以“培养经略中国人才”为目标，组织超5000人、规划700余条路线，对中国（含甘肃、新疆、宁夏等）开展近半个世纪考察，构建专属情报体系。全方位精准侦察，调查覆盖西北政治、经济、交通、防务等核心领域，如测绘制就科学地图、标注规划铁路线，摸清资源分布、城镇布局、边疆关防，连当时中国政府都未做到如此全面。编纂《中国省别全志》等，将侦察信息系统化，明确服务于“侵略和占领中国”，为日军提供西北战略数据，如矿产、交通信息，支撑掠夺与部署，暴露了其以调查为伪装的侵略本质。
记者：日军对兰州、天水等地的轰炸体现了怎样的战略意图？
袁鹏：日军对陕西西安，甘肃兰州、天水，青海西宁等地的轰炸，有明确的战略意图。战略层面，其一为摧毁兰州等西北空中防御枢纽，削弱中国对区域空域的控制，为自身陆空力量推进扫清障碍；其二是切断西北连接内地与苏联的战略通道，破坏外援运输与区域联络，孤立抗战后方；其三则是通过持续空袭威慑军民，瓦解抵抗意志，为后续向西北扩张势力铺路。日军虽以机场等军事目标为名义，却因轰炸精准度低下且未对军事设施与民用区域（如商铺、学校、民居）作任何区分，导致炸弹频繁波及周边居民区，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同时，持续空袭还蓄意破坏交通、粮食储存等民生基础设施，让民众陷入生存危机，将其赤裸裸的侵华暴行暴露无遗。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决定将耗时十年心血收集的800多份抗战史料捐赠给甘肃省档案馆？
袁鹏：我将花费十年心血搜集的800多份抗战史料，无偿捐赠给甘肃省档案馆，这一决定背后，有着三重沉甸甸的支撑。首先是我曾身为军人的底色，军旅生涯中沉淀的家国责任感，让我始终坚信，与民族历史相关的珍贵遗存，理当服务于更广大的公共价值；其次是对历史的敬畏、对和平的珍视，每一份史料背后都是西北抗战的鲜活细节，都是中华民族曾历经的伤痛与不屈的勇气，我不愿它们仅存于私人收藏中，沦为无人问津的“旧纸堆”；而最深刻的感召，来自樊建川先生“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铭记历史”的理念，我曾专程到访建川博物馆，当那些镌刻着苦难与抗争的文物在眼前展开，我真切触摸到“历史不言，让文物说话”的千钧重量，也更加坚定了让这些史料“活起来”的决心。这份捐赠，既是对“让文物说话”的践行，也是对樊建川先生坚守的呼应。
记者：您希望这些史料在档案馆中如何被保存、研究和利用？
袁鹏：对于这些已捐赠的抗战史料，我既关乎它们的长久生命力，更希望能让历史的价值真正惠及大众。首先，在保存与研究上，我格外期待档案馆能联合高校与专业研究机构，形成“专业保护+深度挖掘”的合力，让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献、档案能长久留存；另一方面，通过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系统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翻译工作，借助专业学者的研究视角，梳理清楚每一份史料的背景、脉络与价值，让散落的“历史碎片”串联成完整的叙事。在利用与社会价值上，我最大的心愿是推动这些史料走向出版。希望能将整理后的史料汇编成公开书籍，让曾经深藏的文献、珍贵的记录，从档案馆的橱窗走进公众的视野。
我始终相信，这些史料的价值不止于“被保存”，更在于“被看见”“被铭记”。期待它们能成为学校历史教育的补充素材，让年轻人从一手史料中读懂抗战的艰辛；也期待它们能成为公众了解历史的窗口，让更多人明白“以史为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真实的过往中汲取力量，坚定“面向未来、守护和平”的信念。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张鹏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