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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思怡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要求。这深刻阐释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路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内在逻辑：从互补到协同
深入理解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关系，需要立足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规律与内在逻辑。从理论层面看，投资于物主要指向基础设施、先进设备等物质资本积累，其核心作用在于夯实发展基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属于供给侧发力。这类投资具有见效快、拉动强的“快变量”特点，在我国经济起飞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投资于物的边际效益正在发生变化。当前，虽然传统基建日趋完善，但“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以“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代表的新一轮投资于物仍具有广阔空间。这要求我们在“十五五”时期继续保持投资于物的合理规模和速度，既要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更要通过精准投入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相对而言，投资于人则聚焦教育、健康、技能等人力资本培育，旨在提升人的综合素质与创新潜能。这类投资表现为典型的“慢变量”，具有显著的累积性和长效性，其效益释放需要更长时间，但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为持久。“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领域投入占比持续保持在70%以上，体现了国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度重视。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本质上是协同共生、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物质资本是人力投资的载体和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降低教育、医疗服务成本，先进的技术装备为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平台。而人力资本则是物质资本的核心与引擎，高素质劳动者能够提升物质资本使用效率，推动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如果说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骨架，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其灵魂——发展的最终答案不在钢筋水泥之中，而在于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这种“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协同关系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在统筹协调中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
时代价值：破解发展难题的战略决策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不仅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应对当前挑战、赢得未来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抉择，具有三重深远意义。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新动能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发生深刻转换，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须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一方面，投向新质生产力、先进制造业的“物”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实验场和承载基座；另一方面，投向教育、健康的“人”则直接提升了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是科技进步最根本的源泉。两者的紧密结合，正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的关键路径。
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通过投资于人，增加民生投入，编织更密实的社会保障网，这本质上是对经济内生动力的一种战略性投资。它通过稳定社会预期，有效解除消费束缚，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市场活力，从而为投资于物所形成的庞大供给能力找到最终出路，实现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迈向“人的经济”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这意味着，发展的逻辑必须超越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回归到“人”本身。当发展的落脚点置于每一个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之上，其所激发出的创造活力与消费潜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协同路径：实现物与人良性互动的着力点
新形势赋予新任务，新格局呼唤新作为。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从简单并列走向深度融合，关键在于实现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的跃迁。这要求我们超越传统思维，在战略布局、动力转换与发展范式上实现系统性革新。
战略布局上，从短期见效转向长期回报。当前的投资决策，不能再仅仅依据单一项目的短期回报，而应置于国家发展全局和长期竞争力构建中进行权衡。投资于物，重在提升精准度与前瞻性。面对传统基建边际效益递减的客观现实，投资于物必须摒弃“铺摊子”的路径依赖，其方向应紧密对标“十五五”规划建议，转向服务于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战略需求。这意味着投资应聚焦于赋能型基础设施（如算力网络、科研设施）以及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升级改造。这些投资不仅是当前夯实“发展家底”的关键，而且能为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供用武之地，创造更高价值的就业岗位。投资于人，重在提升乘数效应与可持续性。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投资于人不是消耗性的社会成本，而是生产性的发展资本。当前，既要通过促进就业、合理提高劳动报酬等措施解决“没有钱消费”的问题，也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化解“不敢消费”的顾虑。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补齐教育、医疗等民生短板，旨在通过稳定社会预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来激活经济内生动力，从而为畅通经济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当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可及，居民的消费潜能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持续的市场需求，从而为投资于物所形成的新供给创造广阔空间。
动力机制上，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赋能。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之间，应构建一种正向反馈、相互增益的动力循环系统。以物质资本升级引领人力资本增值。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催生了新的技能需求，推动劳动力素质转型升级。例如，智能化产线的普及，倒逼产业工人从简单操作向掌握数字技能转变。以人力资本提升驱动物质资本增效。人的知识、技能和创造力，是决定物质资本产出效率的“乘数因子”。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逻辑更加凸显：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智能工厂”等实体投资的实际效益。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是提升投资于物回报率的关键举措。
发展范式上，从见物经济升维至人本经济。两者最终的协同，体现在发展理念与目标的深刻变革上，即从以物质财富积累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迈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中国人的经济”。构建成果共享的良性循环。应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确保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劳动者。当劳动者不仅能参与生产，更能共享发展成果时，他们就会从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进一步升级为创新的源动力，由此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创新—投资回报—收入再增长”的良性闭环，这也正是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根基所在。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意味着衡量发展的成色，不能仅看经济指标的刻度，更要看人民生活的温度。各项政策不仅要服务于物质资本的积累，更要致力于让每一个家庭拥有坚实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来源：《广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