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讯熬审
口供是古代最主要的证据，法官结案，必须有罪犯认罪的口供，并有亲笔画押的“服辩”（认罪书）。法官审判的主要目的也在于获得被告口供。如果经“五听”审讯，被告仍没有吐供，法官就只能动用刑具，这在古代法律中正式称为“拷讯”，清代称“熬审”。
拷讯起源很早，在西周时的青铜器“曶鼎”铭文中，身为官员的被告匡季一上来就恳求法官不要鞭打他，表示愿意如实供述。
一般法律总是规定拷讯是迫不得已才采取的审讯方式。唐代法典《唐律疏议》规定审案“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时，法官才可以会同辅助官员立案，报告上级后才能施行拷讯。以后历代的法典也都有类似的规定。然而在实际司法中，法官却往往把拷讯当作首要的手段。
汉代以后，法律发展的趋势是对拷讯逐渐加强限制。南梁规定对于士大夫不能采用拷掠抽打的拷讯方式，而改用“测罚”。实际上是让被告挨饿代替挨打，断食天数加起来不能超过十天。清朝条例规定，在一些严重犯罪的被告不肯承认时，可以使用熬审。
推核验证
古代法官赖以作出判决的证据，主要是被告的供述和证人的证词。对物证、书证进行推断和核实，目的就是检验被告的供述是否真实。
古代在诉讼中经常使用的书证是契约。明、清时对于作为书证而提取的契约，常由官员或幕友亲自在契约要害字句（如交易性质、数目、价格等）的旁边或纸背盖上私章，以防胥吏受贿剜补改动。
《折狱龟鉴》中收录了很多法官仔细检证契约文书的案例。如宋代法官江镐，任仁寿县知县，县里有个土豪洪氏，造伪契吞并邻人土地。为了使伪契看上去像是很久以前的旧契，洪氏用茶水将契纸染黄。江镐仔细鉴别后说：“真的旧纸只是表层发黄，这张契纸表里一色，肯定是假契！”厉声责问洪氏，洪氏大惊，俯首认罪。
《折狱龟鉴》也收录了很多历代法官对物证进行鉴定的案例，以下列举几件：
西汉著名法官孙宝任京兆尹时，长安郊外的农民常常一早担菜蔬、食品进城售卖。有一天早上，有个卖油炸馓子的小贩挑着担子进城，恰好与一个农民撞了一下，油炸馓子掉到地上摔得粉碎。农民愿意赔偿，可是小贩说一共有三百个，农民说只有五十个，两个人在路上争论不休。正好孙宝经过，他就叫人从别的小贩那儿买一只油炸馓子，用秤称出重量。再叫小贩将地上的馓子碎片扫在一起，也用秤称出重量，除以单个馓子重量就得出了原有馓子的数目，解决了这场纠纷。
古代一些聪明的法官，还用实验的方法来获取证据。三国东吴法官张举任句章县令，当地有个妇女杀死丈夫后又放火焚烧房屋，破坏现场，声称丈夫是被火烧死的。夫家怀疑，来到县衙告状。张举就牵来两口猪，一口杀死，一口活猪，都绑在柴堆上，一起用火烧。待活猪烧死后，查看两只猪的口腔，先杀死的猪口内无灰，烧死的猪口内有灰。再开棺验尸，发现死者口中没有炭灰，妇人谎言不攻自破，只得承认杀夫罪行。
唐朝宰相李德裕在任浙西节度使时，曾采用了证伪的实验方法。当时甘露寺新的住持指控前任住持侵吞寺中黄金，并以寺中簿册为证。前任住持受不了拷打，只得服罪。可是因为追不到赃，无法结案。李德裕视察到此，亲自审问，住持连声喊冤，说寺中从无黄金，只是自己不肯随大流，遭到僧众排挤陷害。李德裕就传唤所有和尚，一人一个坐兜，面壁而坐，每人给一块黄泥，叫他们捏出寺中失窃黄金的大小、形状。结果每个和尚捏出的泥块都不相同。李德裕即把原来指控、作证的和尚都抓起来严审，和尚们只得承认诬陷罪行。
（摘自《铁律与人心：古代法官的判案智慧与社会治理》 郭建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