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词典是艰苦而又不被人理解的劳动。我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老出版家陈原的这句话，在中国辞书界流传甚广。不过，陈原话锋一转，留下了另一句话：“但它是圣人干的。”
2026年春末，由“圣人”们饱尝艰辛、倾尽心血铸就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五卷本正式出版。全书1200余万字，收词15.7万条，配例40余万个，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是首部系统记录“五四”以来，百年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大型原创性词典，被学界誉为中国辞书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从1961年语言学家吕叔湘首次提出编写这样一部大词典算起，已过去65载；从2005年项目第四次启动算起，到编纂成册，也花了近21个春秋。
未竟之愿
“从1961到1979、1988、1998——让我们用掌声纪念这一段艰难的历程！”2026年4月21日，《大现汉》首发式上，主持人在几位嘉宾登台为新书揭幕的时刻，报出四个年份，台下响起阵阵掌声。
86岁的韩敬体站在台上，身为《大现汉》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这串熟悉的数字，令他又一次想起自己亲历的这部辞书三上三下的坎坷轨迹，以及几代语言学者迟迟未能实现的心愿。
《大现汉》的故事，要从人们熟知的《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讲起。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国务院指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下简称“语言所”）编出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日后家喻户晓的《现汉》由此诞生。
“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首任主编、时任语言所副所长兼词典编辑室主任吕叔湘说。
1958年，54岁的吕叔湘用大半年时间数易其稿，拟写出数万字的《现汉》编写细则。他在日记中慨叹：“这东西真吃功夫，外人不得知。”
1960年，《现汉》试印本8册陆续印出，广泛征集修改意见。次年初，吕叔湘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一个更宏大的构想：“《现代汉语词典》是供一般读者应用的一部中型词典……还不能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全貌。因此我们准备以这部词典为基础，在若干年内编出一本大型的现代汉语词典。”
这就是《大现汉》的起点。
不过，这个构想一时还难以提上日程。1961年，语言学家丁声树接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及《现汉》主编一职，继续带队编《现汉》。
三年后，24岁的韩敬体从北京大学毕业，踏进词典编辑室。
1978年底，历经20年编纂和打磨，《现汉》第一版正式发行。吕叔湘随即重提《大现汉》的构想。
次年春，项目启动。时年70岁的丁声树担任主编，准备用4年时间完成《大现汉》的编写。然而，1979年10月8日夜里，丁声树突发脑溢血，自此卧病在床，告别了工作岗位。群龙失首下，《大现汉》的首次编写无奈搁浅。
1988年，词典编辑室在完成各类辞书编纂任务后，第二次启动《大现汉》。这一回，由时年48岁的韩敬体与单耀海、闵家骥共同主持编写。三人跑到吕叔湘家中，邀他出任顾问。
《大现汉》第二次上马，编纂团队集结了老中青18人。然而，命运无常，项目起步不久，主编之一闵家骥便因病离世。众人收拾心绪，埋首苦干两年多，完成了十万多条词条编纂，时代的潮水却又推着他们改变了航向。
时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大量新词新义不断涌现，社会各界普遍反映《现汉》原有版本已不能适配时代的发展。
1993年，所里慎重考量，决定集中精兵强将，尽快修订《现汉》。韩敬体和单耀海放下手头工作，转而带队主持这轮大修。这轮修订历时三年收官。1998年，语言所第三次启动《大现汉》项目，计划将词典编辑室众人兵分两路，一队由58岁的韩敬体带领编写《大现汉》，另一队筹备《现汉》下一轮修订。但是，人手捉襟见肘，大家分身乏术，几番斟酌，还是决定先保障受众更广泛的《现汉》的修订，《大现汉》则再度搁浅。
1989年，丁声树逝世。1998年，吕叔湘逝世。
“我觉得很惭愧，不好交代，总觉得不能辜负吕先生和丁先生的嘱托和期望。”韩敬体难以释怀。
2005年春，65岁的韩敬体敲开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语言学家江蓝生的办公室，将这个三度折戟的未竟之愿郑重托出。
第四次启动
江蓝生还记得韩敬体突然登门那天。没多寒暄，这位性情温厚的老先生缓缓细数起《大现汉》三上三下的曲折，讲前辈吕叔湘、丁声树的心愿，讲这部词典为何应当编出来。
江蓝生静静听着，感到有沉甸甸的东西压上肩头。吕叔湘是她的授业恩师，丁声树是她素来敬重的前辈，“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他们的事业继承下来”。
这一年，江蓝生62岁，分管全院科研工作，日常公务繁杂，并且“也不是不知道编词典的苦”。
如果说《现汉》修订尚能站在前辈铺好的根基上修补精进，《大现汉》的编写却几乎要从头搭建。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要吃苦这一点，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江蓝生决定应下这份托付，出任《大现汉》主编。21年后，她坦言自己当年多少有点“无知者无畏”。“如果是现在，我是否有胆量接下这副担子，就很难说了。”
接下来的日子，江蓝生一头扎进学术准备中。白天公务缠身，就挤出午休、夜晚和周末时间，研究《现汉》编写体例，阅读语言学专著，反复琢磨一件事：《大现汉》究竟该“大”在哪里？
学界多认为，“现代汉语”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主流语体，发展至今，已逾百年。
“这是一段动态变化的历史。”江蓝生说，《现汉》作为规范性中型词典，收词以当代词汇为主是合理的，但《大现汉》的收词“绝不应限于当代”。
要像吕叔湘所期许的“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全貌”，需要收录百年来整个现代汉语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词汇，“动态地记录词汇的历时变化”。
这一判断，后来成为《大现汉》的核心编纂理念。据此形成的收词原则被概括为八个字：守正、纳新、存故、多元。
边做学术准备，边延揽编写队伍。江蓝生回忆，彼时，词典编辑室能投身《大现汉》的人员有限，她不得不四处“挖人”，从语言所退休老同志，挖到自己的大学同窗，先拉起一支十余人的“编外小队”。
经过数轮集体研讨，她四易其稿，定下编写细则，又动手试编词条，供组员参考。
2006年1月，词典编辑室在职人员完成手头项目，也加入进来，由32名成员组成的早期编写组正式成形，《大现汉》第四次编纂工作全面展开。（未完待续）
（据《新华每日电讯》）